《管理学的进化》（订购）

［新西兰］托德·布里奇曼 斯蒂芬·卡明斯 著

原理 李璐薇 钟家渝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浏览任何一本管理学教科书，你会发现其中介绍的理论大多是几十年前的，它们产生的时代和今天的世界相去甚远。然而，这些理论在今天仍然适用，理解它们的起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遗憾的是，许多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是对理论的歪曲的看法，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教科书需要将理论浓缩为学生易于理解的简化形式。然而，在管理学研究中，意识形态会发挥作用，掩盖理论家的原意。这些理论被重新包装成管理者的“工具箱”，用于提高雇员的效率和生产率。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理论被歪曲和误解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管理学的进化》，不同于那些“正统”的管理学教科书，该书是一部管理思想简史，通过回顾管理学经典的思想、理论与模型，一步步揭开蒙在理论上方的面纱，还原管理学的初始模样，带领读者深入了解管理思想史上那些最负盛名的理论背后的故事。

内容简介

　　基于批判的视角，本书从管理学理论的社会建构、人际关系理论、组织文化和团队、商业伦理等几个方面，带领读者深入了解管理思想史上那些最负盛名的理论背后的故事。理论为何如此呈现，理论为何流行，往往有其历史性的原因，只有回顾历史，回到管理学理论产生的原点，我们才能弄清楚管理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情境化价值，更好地进行管理学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作者简介

　　托德·布里奇曼（Todd Bridgman）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在剑桥大学取得组织研究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管理历史、管理教育和批判性管理研究。与马茨·阿尔维森（Mats Alvesson）、休·威尔莫特（Hugh Willmott）共同主编《牛津大学批判性管理研究手册》。担任Management Learning联合主编，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和Organization期刊编委会成员。其研究荣获Human Rel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最佳论文奖。

　　斯蒂芬·卡明斯（Stephen Cummings）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战略与创新教授，在华威大学商学院取得博士学位。担任管理学会批判性管理研究部联合主席。

主要译者简介

　　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国内外SSCI、C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出版英文专著一部。主要研究领域为管理伦理、中西管理思想比较等。

精彩片段

　　01

　　上个世纪60年代，商学院在美国大学里被其他学科认为是不入流的职业教育。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合法性，管理学渴望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更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汲取营养（借用理论）。

　　对于管理学研究来说，拥有一段能够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相联系的历史是重要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便是一位让管理学的历史更为辉煌的人物。

　　斯密不仅对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更是被视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即便你没有学过经济学或管理学，你可能也听说过斯密，因为在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或自由放任进行辩护以反对政府干预商业事务时，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在《国富论》中，斯密这样写道：

　　“我们每天所需的晚餐，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2012：Ⅰ.ⅱ.2 ”）

　　一般来说，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商人在商业活动中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从总体上来说，我们都会过得更好。斯密谈到，社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它指引自由市场产出有益于每个人的结果。

　　这些观点影响着政府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角色设定。倘若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让每个人都受益，那么政府就不应该试图限制这些市场力量，不管它是多么善意地想要解决不平等或其他的社会问题。传统的管理学教科书鼓吹管理的价值（managerial value）——生产率与效率，利润的最大化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属于被管理学教科书宣传的价值。我们很容易明白，对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来说，拥有像斯密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的背书是很有吸引力的。

　　02

　　在管理学教科书中，斯密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劳动分工的人，我们也可以将劳动分工称为工作的专业化。这种将工作分解为简单、重复性任务的想法被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中采用。

　　在《国富论》中，斯密以一家制针厂为例，说明了如果工人各自独立完成制针的所有工序，那么他们的产出只是由每个工人专门承担一到两个工序时产量的极小部分。这是因为专业化的工人能够熟练、快速地完成他们各自的简单任务。同时，他们从一项任务过渡到另一项任务时也不会浪费时间，并且更有可能发现更为高效的工作方法。

　　对于商学院，尤其是对于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来说，斯密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这样的斯密只是真实的斯密的简化卡通版本。教科书中仅仅狭隘地关注了他的一些观点，却忽略了他的另外一些思想，对于理解斯密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这些观点的，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见解。

　　那些20世纪中期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史学家声称，斯密“提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Wren，1972：23; George，1972）。但斯密在他本人的作品中从未使用过这个表述，该观点是他所批判的一些法国作家所提倡的。斯密只在《国富论》中提到过一次“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他并没有说利己主义是人类事务乃至经济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原则，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下，自利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害。然而，这些似乎从未在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提及。

　　另一个常被忽略的要点是，《国富论》并不是斯密的唯一著作，也可能不是他所认为的最重要的著作。在《国富论》发表的17年前，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书中他一开始就驳斥了利己主义，或者其导师、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称的“自利假说”（selfish hypothesis），

　　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2010：Ⅰ.ⅰ.1）斯密认为，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当我们看到有人身处苦难之中时，会心生怜悯并想去帮助他们。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由此我们便实现了互惠。在斯密看来，这一道德情感的理论描述了社会是如何进步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发展了这一主题。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必要的信任，因为只有当我们相信他人能各尽其位（do their bit）时，劳动分工才能顺利进行。并且如果他们尽了自己的本分，我们才能够相信他们会进行公平的贸易，或如斯密所说的公平地进行交易与物物交换（truck and barter）。以这种方式进步的社会将比不以这种方式进步的社会更好。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斯密的道德情感的伦理体系——或者说共情——构成了劳动分工这一管理理念的基础。这将更符合商学院以外的学科对于斯密的理解——作为一位道德哲学家，而非一名经济学家。

　　我们还应该记住，虽然斯密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国富论》在其最后一篇（第五篇）中论述的是政府如何进行干预以削弱由自由放任的资本家追逐私利所带来的对经济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管理学的教科书会片面地描述斯密的思想呢?

　　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是，那些从基于私利的经济体系中获益的人，以及那些想要建立一个学术领域的人，从斯密的著作中挑选了那些能够证明他们所偏好的观点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部分。

　　一种更为友好的解释是，当早期管理思想史被编写时，作者们在他们所仰慕的学科——经济学——中寻找线索，这时候，在经济学领域，斯密已经被简单地误认为是一名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