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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道尊”何存? 《余英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小龙

2006-05-26 11:21:40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24日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49.80元

近十年来陆续介绍到国内的余英时的作品，既有以学理上的深思卓见而产生很大影响的专著和专论，也有不少以人物为中心、融合着怀旧忆人和思理阐发的篇章。这些文章为学界所欢迎的程度，不下于他的种种论学专著。《现代学人与学术》正好把这些文章结集在一起，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为内地当今学人所久违的、真正传统所造就的学者的人格风范和生命气象，让我们看到了除陈寅恪和钱穆，还有胡适、杨联陞、牟宗三、洪业、严耕望、张光直、林语堂等人，在海外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作为钱穆先生的受业弟子，谈到钱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所开创的新亚书院时，余英时总是充满一往情深的感慨，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钱穆在他的回忆中所记载的新亚书院刚创办时，学生在简陋的环境中学习的状况，今日读来仍令人嘘唏：“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新亚师生学习和生活环境的简陋、艰苦程度，恐怕不下于颠沛流离中的西南联大师生。而不同的是，西南联大师生为一种抗敌复兴的热情所鼓舞和感召，而新亚在香港创办之际，人们感受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余英时说，这些涌至香港的“流亡青年”，构成了新亚书院“可观的基础，而文化的孤臣孽子如钱、唐也才有基本的听众。如果没有我们这一辈的青年，试问钱、唐诸先生的满腔孤愤又将向谁倾吐？”实际上，他们倾吐的岂只是满腔孤愤，他们倾吐的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满腔挚爱。因此，他们的孤愤才不致于仅仅造就一些激愤的青年，而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培养出许多真正对故国文化有一些承担的后起之秀。

余英时与钱穆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但是在他的眼里，钱穆“尊严是永远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就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这几句话把钱穆的人格形象刻画得很到位。钱穆确实把儒家修身养性的某种境界，与西方文化中所注重的人格尊严完美地协调起来了。这种人格力量正是他孤身独力支撑着新亚书院存在和发展的力量之源，是他感召后辈学者的一种人格魅力之所在。

在余英时看来，钱穆这种精神上的“底气”来源于《论语》上“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他对这句话“深信不疑，而近于执着”。这点恐怕正体现了文化传统对钱穆精神世界的支撑作用。在孔子的时代，在那种农业社会的社会发展节奏和那样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下，“人不知”是一种常态，而孔子作为一个“圣人”，出于一种对于自己的理论、人格及其教化作用的充分自信，自然更容易做到“不愠”。但这么一种心态和精神境界，对于后人来说，在其后越来越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就需要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人格力量来支撑才行。也就是说，“人不知而不愠”，其根本处，需要有一种文化的支撑，而其价值，则在于它蕴涵着一种对文化、对自我、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和守持，才能“人不知而不愠”——他用不着炒作包装，用不着寻求当下现实的认可与褒荣。这种“人不知而不愠”只有对文化和文化价值有充分信心才能做到。

余英时对于陈寅恪（乃至王国维）终身所情萦梦绕的家国兴亡的哀痛和感伤，似乎总能解读出其独特的深意。在陈寅恪晚年所作的《元白诗笺证稿》有这样一段颇为感慨沉痛的文字：“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异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由于家国、文化的兴亡而感受着奇哀巨痛、悲伤憔悴、“终于消灭而后已”的“文人士大夫阶级”，其致命伤，无非是“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时世之巨变而已——在晚年陈寅恪那里，除了这轻轻的一句话，似乎已不愿对这困扰他一生的悲慨多作申论。细读这段分析，联想当下知识分子的“转移升降”，恐怕能够教人若有所悟。贤者和拙者，善利用和不善利用的区别，不但事关这些“士大夫阶级”成员一己的荣辱升降，而且事关这个文化传统的存亡续绝，明白了这种道理，贤者、拙者在感受痛苦之中，在“终于消灭而后已”之前才能对自己的存在获得一份自信和守持。

余英时对现代学人的记述，具体的描写和生动的情节并不特别多。但基于他对这些人的交往和了解，他对这些学者的人格、思想和学术的评点，非常到位。读罢令我深为感慨：这些人的学术，靠着他们留下的著作，或许犹可传承；但从一种人格的亲炙中获得的生命感悟和治学路数的薪火相传却已然不复可求。著书立说的事，一代代知识分子都还照样做着，但在其立身行事中处处体现着一种文化传统和人格气象的学人已日见其少。恰如他在纪念杨联陞的文章中提到的阎若璩：“清初学者和文士最推重考证大师阎若璩的博雅，他们的诗文必须经他裁定之后才敢刊布。他们说：‘书不经阎先生过眼，伪谬百出，贻笑人口。’对于杨先生我正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表明，阎、杨这类学者和大师的存在，和时人对他们的肃然起敬，本身就是文化价值的体现，它维系着人们对传统的敬畏。如今，这种人格气象的传承已然不再，这种学人已然远逝。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24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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