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首先引述这本文集的第6篇文章：“小结一下。全人类共用一个可靠的货币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但以固定汇率捆绑出一个理想的货币体系，却是在经验上没有被验证、在逻辑上也许永远不可被验证的乌托邦空想”（周其仁，2010年6月5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态度鲜明地批评了蒙代尔的固定汇率政策建议，并解释了弗里德曼提出浮动汇率政策建议的理由。

　　收到这本文集之后，我随手翻阅便有了继续阅读的冲动。因为，周其仁以我熟悉的风格，写了这一组他以往并不熟悉的“货币”文章。他的风格是什么？我借用陈云书赠朱镕基条幅的上联来描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其仁是调查研究的高手并以此名世。熟悉中共党史的读者或许知道，抵制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中共领袖，不仅毛泽东，而且张国焘和张闻天，都特别重视政策制订者调查研究的能力。即便如此，几十年中国社会改革实践，党内调查研究的高手，仍屈指可数。由于上述观察，以及我熟悉党史，所以我特喜欢听周其仁讲故事。

　　多年前，我听其仁讲故事时，他这样形容调查研究：你必须先把你的户口转到农民家里，否则，人家怎么可能告诉你家里那些婆媳吵架的事情呢？这让我想到费孝通的类似描写，对那些有志于社会调查的青年人，费老赠言：乡村调查，最困难的是先要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你必须先让他们来一番彻底的调查，你才可能获得调查他们的资格。费老和其仁描写的调查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很难的。这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走街串巷，这是要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不是短期，而是持之以恒，融入你的习惯，成为你的日常习惯，如此而来的心态，才可能通过被调查者的检验。

　　从农村调查转入城市调查，再转入货币问题的调查研究，其仁风格不变。我从旁观察，明白其中深意。社会科学的最高境界，如金岳霖所言，不仅要逻辑上说得通，而且要有一种“真正感”。后者，虽是一种感觉，但比前者更为宝贵。故而，金岳霖还说：假若两者不能兼有，我宁可求其真。纵观以往两百年，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数理倾向日渐强烈以致迷途不返。以数理方法讲述经济学的故事，好处在于“通”，危险在于偏离了“真”，注意，不是逻辑的真（那是金岳霖所说的“通”），而是感觉的真。熟悉数学原理的读者或许懂得，逻辑上，我们可以建构无数自洽的，也就是“通”的体系。但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从而能引发我们真正感的体系，寥若晨星。与其没有真正感，不如先找到它，然后于可通的无数陈述系统里，总可以更容易地建构一些符合真正感的通理。

　　怎样的感觉就是“真正感”呢？要追究这一问题的解，我推测，读者迟早会如[德]胡塞尔的“心理学-现象学”研究那样，陷入“本质还原”的泥沼。与其如此，我反而更愿意返回常识。王小波写过他的姥姥凭借常识就明白“亩产万斤”是不可信的，顺带着也就对《人民日报》的宣传持了怀疑态度。我们社会科学家的调查研究，有这样的真正感，足够。

　　因为跨学科教育和行为金融学实验教学的探索，近年来，我努力寻找最能引发实验班学生的“真正感”的教材。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很多，也很新，我这里有的几乎都是西方名家撰写的最新版。不过，我唯独喜欢易纲1999年写的那本《货币银行学》（至2006年已印刷了10次），读来有中国经济的真实感觉。这种感觉，我读这本文集的第二部分《货币是怎样炼成的》时，更为显著。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如米塞斯，始终不承认货币是“中性”的。为什么？因为货币虽然长得一样而且面值也一样，但货币由谁控制，也就是由谁来支配货币可购买的经济资源，却可成就千差万别的后果。如果“四万亿”人民币不是交给政府和依附于政府的国有企业，而是交给民营企业家，那么，今天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情形？虽然，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仍相信凯恩斯主义。高铁投资，或推而广之，各地政府“面子工程”的各种投资，由官商勾结而来的腐败活动造就的主要经济后果，是账面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不是以若干个百分点衡量，而是以若干倍虚假成本来衡量。如此迅速增加的账面GDP对应的，是涉案官员和商人的非法（或“灰色”）收入。这些收入再转换为他们的情妇在高档商厦或海外的消费支出，从而我们有了“内需不振”的经济病症。在这样的感受里，货币还是中性的吗？（来源：新京报2012-03-26）

　　中国货币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应发多少货币，而是谁最初能够支配这些货币。

　　《货币的教训》 周其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定价：36.00元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