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顾颉刚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完整自传。顾颉刚出身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一生背时，历尽磨难，终成学术大家。该自传倾述了顾颉刚一生的坎坷路程，讲述了他与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钱穆、林语堂、叶圣陶、罗常培、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与恩怨，笔端流淌的就是一部形象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

　　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无如“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国办进德会，办勤工俭学团，办中法大学，蔡先生无不与之合作，他回国后蔡先生又请他到北大来教授生物学，我想蔡先生决不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尔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荣的历史，为全国所瞩目，当然出来的人不免趾高气扬一点。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

　　顾颉刚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他的过不去。那时林玉堂从北大请去的人，沈兼士是国学研究所主任，鲁迅、张星烺和我是研究员。鲁迅在北京是骂惯人的，到了厦门，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骂林文庆和刘树杞，并写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好像林文庆的坏足和杨荫榆、章士钊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长请客，席间，他说：“厦门尽多有钱人，眼看厦大经济困难，一些也不肯帮助。如果有一个人肯出一个铜子，我们就请他当董事！”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鲁迅捐出两毛。这一回，这位校长真下不了台了，这个宴会就不欢而散，学校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鲁迅和沈兼士就横生枝节，攻击到我的身上。鲁迅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论据呢？”他盛气地答道：“这要什么论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学校当局为了减低风潮计，看鲁迅们攻击我了，就来拉拢我，说：“即使研究所停办，你和张星烺两位千万不要走！”当局一用这分化手段，更像我联络了学校来攻击“鲁迅派”了。那时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极点。到今二十余年，想着还是心悸。

　　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鲁迅既走，风潮更难收拾，学校长期停课。我那时彷徨得很，心想：鲁迅虽对我攻击，北大出来的团体还是团体，我为顾全团体的名誉计，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时候不该不走；可是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我走向哪里去呢？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论理，鲁迅在厦大里已经这般攻击我了，现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我如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校里为他罢了三天课。可是我的成绩也为学生所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逼我走。学校当局起来调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批准了鲁迅的辞职书。

　　大家自述史系列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