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是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也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江湖传闻他能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而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专栏作家的身份。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九十四岁时参加座谈会，精神矍铄，思路敏锐，与人言谈交锋仿若壮年。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回答说：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

　　这个“读书长寿”的段子源于冯象的《政法笔记(增订版)》。在这本通篇谈论正义与法律，《圣经》与伦理的文集中，这篇名为《不上书架的书》小文章，虽然不起眼，但是很有趣。冯象说他少年远游，长期居无定所，平时很少买书。就算如此，家里依然填满了好几个书架。读书人买书不稀奇呀，关键是书架上的书基本没有读过，反而那些放在茶几旁边、床头旁边、沙发周围、厕所里的书都是读过，“这些没能上书架的书，却都是翻阅了的。这样看来，书架反而是为那些不常用或无须读的书设计的了”。

　　弄不好真是如此呢。回想一下自己情况，大体如是。常读的书会放在卧室床头，虽然不是待戈而枕，也会枕书入眠。厕所里会经常放一些读的书，这个习惯大家都会有吧。有次去友人居处，偶尔如厕，跟朋友说拿本书给我消遣。回答曰，厕所里有常备书，而且都是我喜欢看的。出门远游也会带几本书，否则心里不踏实；三天不读书就会焦躁不安，伴有失眠症状。这样的读书习惯是隐秘的，因为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时是公开的，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么干。反而那些书架上的书成了门面摆设，供炫耀和上杂志封面用。

　　当然，我这篇文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读书癖，还是为了谈冯象的读书与治学。国内学人谈论冯象，总不免加一句，其父是著名哲学家冯契。这种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背景不能说没有影响，北大英美文学的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和耶鲁法律专业的双博士学位，已经令人自叹不如了，更有江湖传言，近年来由于翻译西方经典和《圣经》，他能娴熟地运用十几种外语。相对这些光鲜的履历，以及翻译的《圣经》文本，收集在此书中的这些专栏文字似乎有些小儿科。但小儿科是为了普及常识，凸显的价值更大。这些年间，冯象一手翻译，一手专栏；一手专业，一手业余写作，与刘瑜和林达等人一样，对国人的观念更新大有裨益。

　　其实我关注冯象，一直有种困惑，总觉得学法律与研究《圣经》根本就是不搭边的事情，不知道他怎么会把这两种看似不可能的专业联系到一起。单纯说兴趣使然也未尝不可，但兴趣也需要某种机缘和培养。冯象在《政法笔记》中正好提到说，他初学外语时，文学的兴趣是在18、19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但在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佶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于是开始有心从西方的经典源头开始，重译《圣经》。

　　至于《圣经》与研读法律之间，他在媒体的访谈中无数次谈及，西方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西方的文学艺术、哲理、政治制度，都与之相关。比如现在的一夫一妻制的伴侣型的婚姻理想，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奉为理想的那种婚姻、恋爱关系，都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有关。基督教是坚持一夫一妻制，反对多妻制、反对其他方式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的。此外，比如说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尽管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同，每个人的人格同样具有神性，这种观念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有深远影响。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来自于这一传统。

　　《圣经》对西方的影响仅次于希腊文明：宗教与理性无疑是支撑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在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对希腊哲学的译介和重视远远超出了对其宗教的介绍。这种缺失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哲学的重视远于对宗教的看重。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论调依然余韵犹存。信仰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也许某种程度上，某些法律管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看不见的信仰。而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拜金主义作祟，导致的道德败坏和滑坡，难道就没有这种遮蔽宗教信仰导致的原因吗？

　　冯象曾经提到，他翻译《圣经》的目的，一是为中文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于中国文学之林，即进入汉语主流文化。这种意愿至少现在看还知者寥寥。因为我们更多地把这位学者看作是一个专栏作者，最多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从他这几年出版的著作来看，大都是接近于《政法笔记》的书写风格，着力在于辨析中西方文明差异语境下对法律的不同认知。

　　尽管我们从一些零碎的篇章中，偶尔能窥得他研译西方中古经典的断章残篇，但我们时代的话语语境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圣经学”。也许，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的时候，人们才会接受不同文化的更多的精神食粮。（深圳特区报）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