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版权输出工作5年多，正是政府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时期。出版社领导也对版权输出工作寄予厚望，并制定了相应的任务考核指标，年均版权销售不低于百种。而在汉语学习、中医中药以及畅销书为主导的海外中国主题图书市场中，作为一家学术出版社，如何打开我社高端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版权输出的市场，确实曾令人大伤脑筋。于是，我联合海外出版机构一起进行了扎实的海外出版市场和图书市场的调研，特别是对国外各知名高校的商学院所开设的与中国有关的课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终把向海外知名高校学生、教学人员以及中国学研究者作为我社图书海外出版的主要销售对象，逐渐摸索出一些推动专业类学术图书的国际出版方法。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搭建和利用各种国际出版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中外学者和中外学术出版者的对话与交流，增进海外出版人对当代中国学术出版的认知和理解，进而与国外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建立互信合作关系。2011年8月底，我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承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我通过参与承办这次会议，结识了很多海外知名学术出版社的负责人和编辑，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怀有深沉的学术情怀，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十分关注，对海外学术书市场的运作规则极为熟悉，如出版“剑桥中国文库”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过李瑞环同志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英文版的培生教育集团、关注中国知名作家的企鹅出版集团、与中国出版社合作出版理工类学术期刊的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集团、热衷于申国内容出版的波兰马萨雷克出版社、以出版法律类图书见长的威科集团等。经过积极的沟通和认真的讨论，波兰马萨雷克出版社社长与我社签订了《人民币读本》和《大国的责任》两本图书的波兰文版权，并兴奋地告诉我，波兰人会十分喜爱这两本书，今年年底就会安排翻译出版。2011年，在民间出版交流活动中，我也收获不少。11月，我随贺耀敏社长等赴韩国访问了东亚大学和蔚山大学出版部、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韩国出版协会等，在与韩国出版界、学术界展开多层次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促成了《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房地产金融》等5本图书出版韩文版的协议。会后，我们还与韩国学术出版社Hanul建立了频繁的邮件联系，积极探讨《老子英雄，儿好汉?》等图书在韩国的翻译出版。
    2011年底，我社由于在“十一五”期间版权输出工作成绩突出，获得了“走出去”先进单位的称号。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1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