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从1940年开始，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史、经济学与历史。先后担任过欧洲共同体执行秘书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帮办、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等。《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是罗斯托最具分量的经典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探讨经济发展使用最频繁的文献就是这本书。近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斯托的这本书。6月5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做客上海图书馆与读者畅谈：经济增长到底有哪些未解之谜？

　　罗卫东教授首先介绍了罗斯托。他说，罗斯托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从美国的肯尼迪时代开始，一直到尼克松上台之前，大约有8年的时间，罗斯托在美国国务院服务，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参与处理了当时很多国际性的重大冲突。在意识形态上，罗斯托是非常坚定地捍卫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人，在退回到学术圈之前，还获得过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罗卫东认为，罗斯托的学术特长是把历史研究和学术模型结合起来，主要的兴趣是研究历史，也就说是研究经济史，其主要贡献也是在经济史。《经济增长理论史》是罗斯托学术生涯即将结束时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唯一一部研究经济理论史而不是经济史的作品。在这本书中，罗斯托按照自己的框架，把经济思想史上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的决定因素等进行归类，最后梳理出一个文本出来。罗卫东说，读这本书会帮助大家摸清经济增长的理论脉络，但是也可能会有一点点副作用，就是你会沿着罗斯托的思路去组织理论，而本来经济发展思想是很丰富的，他只是按照他的想法把它组织了起来。罗卫东谈到，罗斯托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太简单化，而熊彼特又用力过猛，还需要有更加好的人来做这一块。罗斯托呼吁经济学要发生一些变革，希望我们经济学家知识面再宽一点，考虑问题再深一点，历史感再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出来的理论才能和古典经济学上面重要思想家的理论相比较，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这些人都是经济史上面如雷贯耳的大家，是经济学的英雄，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关注的问题是比较合乎罗斯托的口味的。在谈到这本书的翻译时，罗卫东强调，像这种大家作品的翻译，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总还是需要不断完善。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一些翻译上面的问题和错误就提出来，下一版修订的时候可以吸收进去，让这个文本能够做得更好。
 
　　张军教授也认为罗斯托不仅是个经济史家，也是个政治家。张军提到他早年在读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时，感觉他这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点像当年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大家也知道郭沫若的这种分法并不被现在的史学界接受。在谈到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时，张军坦陈对他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库兹涅茨，他跟他的学生常常讲说，应该去好好读库兹涅茨在60年代、70年代写的重要作品，库兹涅茨强调经济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是用了很好的统计手段，虽然今天这看起来已经有点过时。张军认为，研究经济增长不能离开经验，不能离开历史，坐在房间里是没办法研究的，你要去观察，不仅观察一个国家，还要观察很多国家，要进行跨国的研究，现在因为数据越来越可得，数据越来越多，所以对研究经济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一个福音，大家可以去更多的观察。他说，罗斯托这个书起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他的书去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面古典经济学家是怎么看经济增长的。
 
　　韦森教授结合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认为，今天读这本书有一点现实意义，就是能让我们理解，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政府应该采取合宜的宏观政策。韦森分享了他的几点阅读体会，他认为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思想史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你就写一本书，熊彼特就写了一本经济分析史。你要是想真正地研究一个理论，比如说研究经济增长，那么你就读读经济思想史吧，有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能就不会紧紧只是简单地从一个结论推到另一个结论了。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韦森谈到了投资、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等要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韦森强调制度的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才有经济增长，才有西方世界的经济；中国也是如此，一进行市场化改革，一出现了民营企业，一实现中国企业的民营化，经济就一下子起来了。在对比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状况后，韦森还发现，企业家精神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