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15日，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出版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31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5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桂林召开。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枬，广西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黄著诚，以及36家古工委成员单位、数家古籍印务公司、图书发行公司共8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华书局总经理、古工委主任徐俊在会上作了古工委2015年度工作报告，并研究和部署新一年的重点工作。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发表讲话，他深入分析了国际国内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并对“十三五”期间如何做好古籍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考与建议。

　　会议采取分组与大会相结合的交流方式，进行了深度交流。各位古籍出版大咖结合各社的“十三五”发展规划，聚焦古籍出版经营管理的机制创新与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度探讨。可以说，本次古籍社社长年会是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十三五”发展规划最新、最全面的集中反映。

　　由于发言的社领导非常多，会议速记稿多达3万多字，商务君仅摘编了几家较有代表性的古籍社的社领导发言。以下内容根据会议发言整理，商务君进行了编辑加工，未经发言者审阅。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

　　在总局公布的“十三五”规划项目里面，中华书局有16项，重大出版工程32项里面中华书局里面是3项。

　　我回顾一下十年走过的路。

　　第一是规模增长的情况，中华书局十年前的规模是2.16亿，到“十二五”初期、“十一五”末期达到3个亿，到去年年底达到5.4个亿。2005年的时候，中华书局的利润是300多万，到2010年我们的利润是2000万，去年的利润实现了4012万。

　　第二是出版理念，大的方面说，是守正出新，产品聚焦传统文化出版，要适度开发周边产品做延展。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实现多元的产品线的战略。

　　第三是我们十三五规划的要点。“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华书局整体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三做”和“两个转变”。

　　“三做”就是按照集团的要求做优、做强、做大。所谓“做优”是品牌建设为中心，提高各类文化产品的质量，提升品牌含金量和社会影响力。“做强”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方面进行改革，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加经营收入和利润，放大经济实力。“做大”是持续扩大传统文化，各类传统的有效经营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

　　“两个转变”，是指“十三五”期间，一个是从传统文化图书产品出版商向传统文化内容提供商、服务商转变。二是从单一的纸质产品为主的传统出版企业，向纸质出版和相关文化产业并举的现代化企业转变。

　　另外两个落脚点，一个还是品牌建设，还有一个是市场落地。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

　　上海古籍出版社始终坚持古籍的专业方向。我们的一年大概400个选题里面，约有350个都是和古籍有关，包括地方志、地方文献。“十三五”古籍项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可以报20个，最后我们入选了14个。除了古籍以外，我们近年来开拓了新的领域，就是文史哲。我们抓住这个契机，把考古独立出来，这几年“考古队”就是四五名同志，但这次我们14个“十三五”项目里面，有7个是考古编辑室组织的。

　　项目入选的很多，但是关键是人才培养，否则做不出来。现在有五六百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可以独大。我们怎样突破？靠所有的古籍出版社同胞共同努力，我们三四十个人合起来总比得上一个张元济。以前算抱团取暖，现在稍许暖了一点，但是还是要抱团。

　　黄山书社社长：任耕耘

　　黄山书社在“十二五”期间，承担了国家基金项目有七项，国家古籍整理资助达到的14项，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有20项，这一些数字加在一起，达到了历年之最。

　　目前“十三五”开始，我希望“十三五”项目在质量和数量上有所突破。有两个项目已经入选国家出版基金。有四个项目刚刚获得了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有十个项目入选了国家古籍的规划，有26个项目入选了安徽省的“十三五”重点。十个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其中有三个古籍整理项目。

　　“十三五”期间，关于古籍整理方面，我们有几个常规的工作：第一是积极开发重大的古籍开发项目，做好古籍大型的古典文献的影印出版工作。第二是继续做好考证等工作，包括安徽地方文件的管理工作。

　　第二大类，我们希望创新方式，加大中华典籍走出去的力度。黄山书社在走出去这个门类里面做得不错，“十二五”期间有一个大的项目叫《中国红》，国家资助有斩获，大奖也拿过，它的效益也非常好。在市场上也得到进一步验证。在中华典籍普及和推广方面，“十三五”期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新的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的立体剖析，建立在安徽本土的一些二维教材的推广基础上，目前大概有十多套的经典读本，有公务员读本、有中小学读本，有老干读本。

　　第三方面的内容，是积极推进古籍整理数字化。建设大型的古籍数据库是“十三五”期间要做的工作。我们集团公司想把当地教育出版社，还有一些大型图书集结在一起做数据库的集中营销平台。我们也希望成为这个平台的生力军。

　　2015年底，黄山书社的经济规模，目前完成得还是不错的。到2015年底，我们的收入完成了1.78亿元，利润也完成了2850万元。集团要求我们，“十三五”期间的数据是两项指标每年都要达到15%的增长。我们算了一下，这就要求我们今年营业收入达到2.05亿，利润是3300万。“十三五”末可能要达到3.5亿和5700万。这对一个传统的古籍社来讲，担子非常重。

　　现在质量这把剑也悬在头上。规模无限制的发展，其实和质量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双向指标让我们没有很大余地。我觉得规模效应对出版社真正是不适应。很多社长、总编都有这种同感。但是做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减轻。

　　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

　　我其实很羡慕黄山书社，因为我们集团和安徽都是上市公司，但是他们的利润不要上交，我当了八年社长了，每年所有赚的钱，一分不能留，全部要上交集团。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很羡慕他们的，他们有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书，但是我们就困难一些。

　　但是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我有利的一方面是，我们的龚董事长从前年开始，就好像感觉到这个规模增长不能全部压在出版社身上，而应该压到我们新华书店、印刷集团、还有我们新成立的财务公司身上，出版社应该是把效益放在首位。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以前15%的递增指标，就每年在逐步下降。到2016年跟我们定的任务，只要求增长2.5%。

　　再介绍岳麓社的基本情况。岳麓书社是个小社，现在正式的员工64人，编辑25人。“十三五”申报了11个项目，结果有10个入选。此前岳麓书社还有8种图书入选了国家古籍出版计划，已经完成了两种。“十三五”五年期间，我们要完成“十三五”和国家古籍项目的还有16种。因此，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我们的古籍出版有保障措施。第一是组织保障。对编辑部门进行了调整，新设立了重点项目和学术著作编辑部，以及文博考古编辑部。第二是政策保障，社里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对于入选国家重点项目的责任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国家和上级部门提供的补贴或资助的图书，一并计入编辑的收入。第三是制度保障，重点项目由社领导牵头负责，由编辑室主任或具有高级职称的资深编辑担任责任编辑，其他年轻编辑参加，以促进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成长。

　　另外还有一个题外话，这个有可能得罪人，但是受人之托不得不说。这个社长年会，我们每年都开展了古籍订货会，放在一起开。参加社长会可以来评奖，或者是可以获得信息，获得资源。但是古籍订货会的的确确现在是没什么实际的效果，也要花钱。

我刚才介绍了我们的编辑没有任务，但是我的发行是有任务的。他们也有费用考核。所以我们的发行几次都说，易社长，这个古籍订货会我们就不参加了，又要花钱效果又不好。但是我说坚决不行，除非我们古籍联合体说以后不参加了，我就不参加。如果没有这一项的话，那是一定要参加。我在这里提这个的意思是，如果觉得这个订货会不好，我们可以坐下来探讨一下怎么改进，或者是以后取消也好。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

　　我们上海书画社这次“十三五”的规划，立项有9个项目，按照“十三五”分类法，古籍的并不多，只一个项目。其他几个分别放在艺术类和历史类当中，但是跟我们的古籍出版都是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出版社以中国传统艺术为主，我们的特色方向非常明确，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板块：一个就是对书画、文本进行整理，进行研究；第二个就是比较关注技术性的书画文献整理，尤其是书画古籍的工作；第三个是书画大家的文化合集；第四个是收集整理书画家遗存的大量题跋。

　　我们出版社还是艺术出版社，文献整理仅仅是一部分，但是将会建构起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以传统学术方法相衔接学科的架构，会给专业的研究，带来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这方面我也会通过我们的方式，为我们的创作，艺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见长等方面的需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齐鲁书社：昝亮

　　我介绍齐鲁书社的情况，分两部分。

　　第一是古籍整理的成果，2014年以来我们完成了古籍出版成果，主要是国家图书基金的项目，一共有7个。另外一个是山东省宣传文化资金的项目。“十三五”期间，围绕整理出版规划，我们有25个项目，现在完成了8个半，还有16个半需要继续努力，继续落实。

　　第二个大方面是作为一家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依托齐鲁大地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了一些图书，策划了齐鲁大典，对于推动地方项目，巩固我社已有品牌，齐鲁文化文库开发有很大的帮助。

　　作为山东唯一的专业古籍出版社，我们将从文献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向省里申请了齐鲁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数字化工程项目，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作为地方古籍出版社，我们正式职工49人，编辑有30位。现在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有一些局限。我们也要编辑走出去，追求有担当、讲正气、讲贡献。同时要优化配置，加强人员辅导，为古籍出版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书店：马建农

　　中国书店在我们这里应该算比较特殊的一个，第一是鸡毛小店，第二是店社合一的文化单位。中国书店既然是店社合一，中国书店搞古旧书的，所以在古书版本上，中国书店是占有明显优势。

　　第一，就是中国书店长期出版线装标本翻印的古籍，所以在现有工艺管控上应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古籍出版，就是明确突出发展我们的木板线装图书，这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后来我们统一了一个名字，叫中国书店藏本古籍。这方面我们尽量控制生产规模。因为控制规模，无形中也带来一种销售手段，就所谓饥饿销售法，但实际效果非常不错。

　　第二，就是我们在出版线装古籍方面，包括影印方面，更多突出我们版本特色。比如咱们去年，拿到传家本，我们好几个社出，我之所以还出，其实就是那个本子上面有梁启超收藏的大量的信息。包括后人的批注，所以这样的本子应该说对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这几年中国书店从海外回购了一笔古籍，包括我们前一段出的《元本草》，这一批在版本特征上非常突出。所以我们优先发展这一部分。这是我们确定的一个重点方向。

　　第三，我们尽量在古籍装订形式上力求原滋原味。比如它现在很少见到有护手的，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严格按照元宋版的样子，把它制作出来。用这种方法来显示出我们在市场上的特殊性。经过这一两年的尝试，应该说效果还是不错。

　　所以我们比较注意让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尽量突出一些，这是我们这几年出古籍的思路。当然在我们也面临着一个人才短缺的问题，因为我们比较注重传统工艺的管控，在这方面要培养一些专业人才。没办法，只能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个个教。我们想用这样的方法，让中国书店的古籍图书形成自己的特点。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2016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