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是《中华大典》的收官之年。历经二十余年的辛勤编纂，《中华大典·法律典》已全部出版，献于世人。《法律典》作为《中华大典》二十四典之一，工程宏大，任务艰巨，编纂过程复杂且繁重、费时且艰辛，是一个重大的、系统的史料整理过程。梳理《法律典》编辑出版的进程，总结《法律典》编纂工作经验，对于推动《中
华大典》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完成，指导今后类似大型类书的编纂出版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华大典》  《法律典》  编辑出版

    2016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的重要一年。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出版人如何在大局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工作的着力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履行好职责和使命，是极为重要的。根据国家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完成好《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就是不辱国家时代文化使命，做在当下，功在千秋。

    上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各行各业都迎来了飞速的发展，文化事业也不例外。我国历来都有编纂类书和盛世修典的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现存的《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距今也已数百年之久。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巴蜀书社为代表的全国18家古籍出版单位负责人率先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要求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型的类书，即《中华大典》。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的首肯，《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随后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

    根据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关于大典工作的通报，《中华大典》虽已启动20余年，但截至2013年底，大典总体完成35％左右，进度仍很不理想。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1)编纂难度大。《中华大典》与以往的类书有很大不同，它要求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来做，实际上是要我们把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与古籍研究整理的成果对接起来。(2)资料搜集难。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应该“竭泽而渔”，这本身就是一项不小的工作，筛选出来的资料往往数倍于成书。然而有些分典资料的取得更是“大海捞针”，“竭泽而渔”之后还不一定能得到有用的资料，费时费力，成本巨大。(3)编纂专家力量稀缺。项目启动20多年，一些典与分典的主编已经发生变化，不能承担起按时完成《中华大典》的任务。同时，绝大部分高校并未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的精神与要求将本校专家的《中华大典》编纂工作与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同等对待，严重伤害了专家学者的编纂热情。并且，新接任的主编往往课题很多，不能集中精力来推进项目的编纂工作，极大地影响了大典编纂工作的进度。(4)编辑水平要求较高。《中华大典》要求按现代学科门类对古籍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其编辑校对工作不仅要求编辑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献功底，需要学者型编辑。由此，大典的书稿往往还得请老编辑、老专家增加审稿和校次，以保证质量。(5)稿酬标准不断提高。2014年8月21日正式颁布了《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大幅度地提高了稿酬标准，专家学者也不断要求按新标准提高原有的大典编纂稿酬支付标准，出版社面临编纂费用投入方面的难题。

    2011年，为推进大典编纂出版工作，原新闻出版总署将《中华大典》纳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进行统一管理，解决了大典经费短缺的困难，极大地推动了大典的出版进度。同时，总署还确立了“十二五”全面完成大典编纂出版的目标任务。

    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西师社)所承接编纂的《法律典》，也许对全国今年完成《中华大典》工作有一些启发与借鉴作用。《中华大典·法律典》是最早启动的八大典之一，是共计4200万字以上的大型典。2008年西师社从巴蜀书社接过其中五个分典总计3780万字的出版任务，也面临着与大家相同的困难，如经费短缺、成稿太少且质量不高、出版社缺乏学者型编辑队伍，等等。但西师社通过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下决心确立“以重大项目为龙头”的发展思路，并成立学术出版中心和重点项目办公室，重新制定编纂出版计划，主动投入上百万元资金，重组编纂团队，理顺各方关系，加强编辑力量，申请基金立项，制定管理制度等措施，逐渐探索形成如今《法律典》“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常态化”的项目推进管理模式。

    经过几年艰苦的编纂出版工作，2011年西师社首先实现了《刑法分典》930多万字的出版。同年11月，西师社又被确定为全国《中华大典》出版工作试点单位，拟定编纂经费补贴方案，经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和现场答辩，正式确立了《法律典》的经费预算标准，使得出版经费紧张的情况获得极大缓解。西师社又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出版了《法律理论分典》《行政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目前，已经出版六个分典总计4200万字，进入全面收官阶段。同时，今年根据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和中华大典办公室的安排，正全面启动和推进《中华大典·农业典》四个分典两千余万字的编纂工作。

    从《法律典》的编纂出版进程看，我们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并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主管  确保大典编纂工作驶入快车道

    2011年初，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被确定为《中华大典》的主管单位，这从行政管理体制上保障了《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全面、稳步推进。首先，经过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两三年基层调研，总结经验，加强管理，大力推进，健全制度，《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已形成了一套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即“国家基金办主管、中华大典办主审、出版单位组织、专家主持主编、财政资金补贴”。这一模式理顺了编纂各个环节的关系，加快了编纂进度。其次，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从实际出发，及时论证确定了编纂经费标准，充分调动了出版单位和专家们的工作积极性。第三，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要求并指导出版单位制定了一套重大出版工程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其工作过程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坚持主编两个不变原则，推行分典主编负责制

    项目负责制是中华大典办公室推行的基本工作方式，具体说就是编纂工作实行主编负责制。为落实书稿编纂工作的质量与进度，我们在坚持大典办要求的主编负责制的原则下，建设性、创造性地将主编负责制发展为“主编授权编纂，分典主编负责”的编纂制度。也就是采取“坚持两个不变，分典主编负责”的工作方式，坚持总主编的编纂方案和框架体例不变，坚持原有编委作者署名不变，实行总主编与分典主编分层负责制。总主编负责编撰体例结构和总体方案，同时授权分典主编负责具体编纂。即总主编授权后报大典办备案，由出版社和项目主持人重新聘请编纂专家，新聘请的分典主编在总主编指导下，在“坚持两个不变”原则下主持实施具体编纂工作。这一工作机制的创新，让《法律典》编纂出版工作驶入快车道，让编、审、校、印全线贯通，保证了书稿的编纂质量与成书时间。

    三、建立两支编纂团队 实施“两编两审”把关制度

    《中华大典·法律典》涉及法律史研究与古籍文献整理两大领域，单一的法学史专家或古籍整理专家队伍均难以胜任编纂工作。所以我们采取“双重负责，两编两审”把关的工作制度，组建了法律史、古籍整理两支专家队伍各司其职，共同编纂，又各有侧重。

    为了保障《中华大典·法律典》的质量水平，出版国家级精品图书，编纂者的书稿在交付出版社编辑加工前，我们还探究并形成了“六道工序编纂流程”的质量管理机制：

    1．资料搜集：为避免史料遗漏和保证质量，我们要求编者坚持“全面撒网，重点捕捞”的原则，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为此，我们给编纂者提供了上千种参考文献目录资料作为基本查阅搜集范围，确保了编纂资料的质量完整性和丰富性。

    2．资料审核：两支专家队伍分别对稿件进行初审，对资料进一步去粗取精，拾遗补缺，使资料全面、精准。与此同时，对资料进行必要的删除和增补。

    3．资料编排：首先，编者严格按编纂框架和体例、分典经纬目要求将资料进行分类编排，对已经审核过的资料再次进行精编。同时，删除一些与分典框架不符或重复的、不适当的资料，纠正在编排中发现的问题。

    4．断句标点：古籍整理专家对前三道工序形成稿件的古籍版本复印件和文字进行审核和断句标点，并形成规范性文稿。

    5．复核审校：法学史专家再次复核审读，确认为初稿。

    6．录入排版：将古籍整理专家和法学史专家双重审核的初稿进行排录，形成编辑稿，然后进行编校技术加工。

    四、依托公司搭建编校平台 保证编纂出版保质提速

    作为古籍文献类书，《中华大典》所搜录的资料广泛，又以繁体竖排形式出版，针对其编、审、校及录排难度大的特殊情况。我们在专家资源云集的北京成立了《中华大典·法律典》编辑部，制定工作实施管理方案，依托北京和景图书文化有限公司开展具体工作。编辑部明确编纂责任目标，实行绩效考核指标，外聘资深专家把关，保障编纂出版进度。我们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家担任学术主持人，并组织聘请了一批业务精深的专业编辑负责编校工作。该团队拥有专、兼职人员共20余人，多数具备高级职称和博士、硕士学历，具有历史学、文献学、法学等学科知识背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一批优秀的编辑人才和科学的公司管理制度，保证了编校质量和出版进度。

    为了解决稿件问题，编辑部还时常组织召开书稿评审会，听取大典办、《法律典》总主编和各分典主编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出现问题，及时处理。这种逐步形成的编纂、绩效、管理一体化运营的公司管理模式，为《法律典》编辑工作提供了目标任务保障。

　　五、制订编纂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责任到人

    西师社《法律典》编纂工作不仅有一份编辑出版工作计划，还有一份编纂出版工作实施方案。在工作计划表上，详细地罗列了各分典的字数，已搜集资料字数，作者交稿时间，编辑加工时间，各校次完成时间，各分典预计完成时间，报终审时间和批准开印、出版时间等项目。而实施方案上，列表项目更为详尽具体。其中不仅列出项目完成进度，而且细化到每项工作所需天数，每项工作负责执行人的姓名。有了这两张表，哪个环节影响了进度就可以一目了然，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保证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 柳斌杰．记录历史传承文明[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02-01．
　　[2] 马国仓．顺应时代盛世修典秉承传统弘扬文化修典 秉承传统弘扬文化[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06-01．
　　[3] 周鲁，马松浩．中华大典：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9-12．
　　[4] 赵含坤．一部前所未有的盛世大典——介绍《中华大典》[J]．求是，2000(7)．
　　[5] 任继愈．为中华文化建设的高峰筑基铺路——就编纂《中华大典》答河北学刊主编提问[J]．河北学刊，2008(4) ．

    (作者单位：周安平，西南大学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王欢，重庆电视台，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谭小军，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鲁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