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南水北调精神教育文丛”多视角、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不仅是中国那段因“中线工程”而移民的曲折历史的真实写照，更是见证新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珍贵文献。这套真正以亲历者、研究者、建设者的身份，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思考历史，挖掘移民精神的丛书得以面世，骆玉安的“南水北调情结”终于释然。

该丛书策划编辑、郑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骆玉安

　　近年来，郑州大学出版社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承担了多个重大出版项目工程。在关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同时，该社以中原文化为发力点，积极配合“校市共建”大局，探索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深耕地方人文历史，努力形成独具特色的出版风格。2016年推出的“南水北调精神教育文丛”，是中共南阳市委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组织优秀专家学者、作家、新闻记者精心打造，由郑州大学出版社组成强大出版团队全力策划、全力编辑出版的精品图书，也是郑州大学与南阳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重大成果，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感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全貌、接受南水北调精神教育的生动教学资源。

　　“我的‘南水北调情结’”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1954年，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战略构想，为新中国水利工程描绘了宏伟蓝图。如今，60多年过去了，南水北调已成现实，万顷原野享受江河滋润，数亿国人喝上甘甜丹水。然而，这项宏伟工程背后的万千英雄人物和感人故事，却鲜为人知。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骆玉安是地地道道的南阳人，他的许多父辈和同辈亲历了这项伟大工程的建设，这些故乡亲友用青春和生命演绎的那些曲折而震撼的故事，常常使他魂牵梦绕。

　　以冷静的目光审视这项伟大工程，真实反映新这段移民历史，深刻挖掘南水北调精神，犹如一个纠缠多年的心结，一直缠绕在这位文化学者的心头。

　　事实上，早在2011年9月，已有媒体关注南水北调项目。那时，离水渠全线通水还有3年多，南阳日报曾组织记者从渠首沿途采访直到天津，实地调查走访，集成非常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准备出版图书。当时，骆玉安积极筹划，亲自改稿，还拟定《风雨千里走长趣》作为书名，连书的封面都设计好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本书稿没有正式出版。这成为骆玉安的最大遗憾。

　　“丹江沿岸，特别是南阳市淅川县人民为响应国家号召，告别故乡，远离故土，许多人经历至少3次迁徙，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我希望让北京、天津乃至整个南水北调沿线的民众都能了解这段历史，认识这些最朴实的群体，真心感恩这些朴实的乡民；同时，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者和移民工作者身上感知南水北调精神！”如今，这套真正以亲历者、研究者、建设者的身份，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思考历史，挖掘移民精神的丛书得以面世，骆玉安的“南水北调情结”终于释然。

　　“南水北调精神”的再解读

　　“南水北调精神”的选题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宗旨十分契合，也一直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了弘扬和传承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过程中呈现的“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国家利益舍弃自身利益”等时代精神，河南省省委组织部及南阳市专门打造了“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组织党员和群众接受南水北调精神专题教育。同时，从2010年开始，郑州大学已经尝试校市共建合作模式，特别是2015年1月郑州大学与南阳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进入实质性合作，促成了丛书的成功出版。

　　2015年春，骆玉安辗转找到了时任淅川县委组织部长兼南水北调教育基地主任的孙富国。孙富国一直致力于南水北调精神的研究，为打造基地、推进南水北调精神的宣传多方奔走，积极寻求合作。骆、孙两人同属郑州大学中文系，又是南阳老乡，见面后聊起这项选题，不谋而合，双方的密切合作开始了。

　　根据丛书执行主编孙富国和策划编辑骆玉安的构想，“南水北调精神教育文丛”要“以立体的视角、多个层面重现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让北方地区及南水北调沿线的人们饮水思源，永远铭记南阳市淅川县人民为南水北调工程付出的代价。丛书从亲历者、观察者、研究者的角度全面反映库区移民为了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背井离乡，甚至付出生命。可以说，南水北调建设工程从奠基、建设到通水的过程，是新中国水利与移民文明史和发展史的缩影。

　　“吃水不忘开渠人”的真意

　　作为图书策划人，骆玉安对南水北调精神教育文丛充满了期待。他期望读者能够从书中细心体验“南水北调精神”的力量，“近年，随着国家移民政策的不断完善，移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地方重视南水北调精神宣传教育活动。但是，像这套丛书这么全面、客观、生动、形象、多角度、全方位地叙述这段历史，尚属首创。南水北调工程作为国家重大项目，国家力求受惠于民，坚持多年建设，使沿途包括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居民都吃上了甘甜纯净的水，足见这项工程显现的成效。然而，其背后凝聚的精神价值不一定为更多人所发现和深刻理解。我希望大家能够细细体验南水北调精神，在细心品味作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知和理解‘吃水不忘开渠人’的真意”。

　　这套丛书用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南水北调工程，挖掘和阐释南水北调工程深远的价值和意义。骆玉安说：“我认为，国家在条件艰苦、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下定决心，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的成功实施，真正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当然，历史地看待这件国家大事，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与我们党的历史步伐息息相关。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也能感知和目睹我们党能够勇于实事求是、及时改正错误和不足、不断完善自我的文明执政轨迹。我们从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培育了对人民的感恩之心，也增强了对党带领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信心！”

　　南水北调三次移民潮

　　在策划过程中，骆玉安开始专注于南阳地方文化研究和南水北调移民工程的分期研究，这也为他策划出版这套丛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采访中，他为我们讲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三个移民阶段。

　　第一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由于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我国的移民政策是由政府强制实施的。库区村民几乎是被拉到青海。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些移民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故土难舍趁机跑掉，他们中有的沿着陇海线踏上回家之旅，途中或沦为乞丐，或被狼吃了，或被强暴，或干脆失踪；其中有人历经磨难回到了家乡。一部分人留下来参与强制性劳动，许多人因条件恶劣等原因死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家强制性移民行动比较激进，移民效果不理想，后来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政府才对移民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

　　第二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国家吸取第一次移民的经验教训，采用划片区定点移民方式，譬如湖北钟祥地区的大柴湖，就是整个村迁移出去的，同时提升移民生活必需品配给，满足移民迁徙的物质和精神所需。与第一次移民相比，第二次有了显著进步。但是政策性迁移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钟祥移民整体迁移安家后，生活习惯差异、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复杂因素让部分群众不能融入当地环境，个别移民返乡。

　　第三段始于20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吸取前两次移民的经验教训。国家用更加柔性化的移民管理措施，将整个村庄迁移过去，比如张庄迁移过去了还叫张庄，迁移后的村庄保持原有的居民结构和村规习俗。村民从情感上更能接受这样的安置，生活也相对稳定一些。同时，国家为移民提供必要的物质补助，尽量满足移民的合理要求，从而使移民政策更加人性化、科学化。

　　南水北调的三次移民历程，反映了我国基层行政管理由粗放向实事求是、科学化、人性化演变的过程，这既是一部新中国的政治移民史，也是一部鲜活的文明发展史。策划者的意图是使这套丛书在客观真实地再现南水北调工程全貌的同时，重点展现库区移民为国家大局利益作出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民心系祖国的宽广胸怀和舍己为人的可贵精神。

　　编辑与作者的磨合与协作

　　《我从淅川来》由著名作家、老移民全淅林所著的自传体纪实作品。作者从移民的角度再现了南水北调移民搬迁史。全淅林生于淅川县，后因丹江口水库修建迁居钟祥，早年写过很多有关南水北调题材的故事，代表作品如《移民大柴湖》，讲述移民搬迁后的故事。受人启发，全淅林将文章上传到网络平台，一时引发广泛关注。郑州大学出版社肯定了这些文章的文学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出版价值，并依托作者对文章进一步升华。在丛书执行主编、策划编辑和作者的反复沟通下，全淅林以个人经历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壮丽的移民发展史，整理编辑成《我从淅川来》。全淅林对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和郑州大学出版社十分感激，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

　　《南水魂》是以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为题材的纪实性作品。在组稿的过程中，孙富国向骆玉安推荐了李克实。李克实是南阳市党史委成员，工作中他掌握了大量有关南水北调的史料，他在《南水魂》一书中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南水北调从开工到通水的过程，向世人昭示了南水北调工程中那些动人的人和事。李克实做过地方官，当过乡长，他亲身经历了南水北调，十分关注这项工程。在编辑过程中，对于编辑的修改意见，“有时他也不一定能够全盘接受，甚至也有和编辑谈不拢的情况”，骆玉安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在文革的定位、看法及个别描述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李克实老师为人严谨而率真，编辑为他改稿以后，他不予接受，为此，我曾多次与他电话沟通，跟他说明我们要坚持出版规范，坚持正面报道的原则，他也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修改意见。”

　　《我的南水北调——百名人物口述实录》由河南农民报记者赵川所著。赵川用了六年时间找了400多个和南水北调相关的人员，包括老移民、官员、工程建设者等等，让他们详细讲述南水北调的实施、建设和移民搬迁故事，最后成书时筛选了100人的口述实录。采访中，赵川更像是一位倾听者，听着受访者一次次痛苦地哭诉，她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份沉重压抑着赵川，也压抑着一字一句编校的出版人，他们每每被那字里行间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骆玉安曾专程到北京听赵川的演讲，“赵川讲得很动人，让我听得直流泪”。出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困扰，譬如采访者是否可以署名作者，人物的删选和替换难题，以及被采访对象的称谓问题等等。这些小的插曲顺利过去了。问及她对图书中遗憾的地方时，她提议每年图书再版时，她要去实地采访更新内容。

来源：《百道网》2017年0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