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人教版教材，不少人会说：“我是读着人教版教材长大的。”范俊明便是其中的一位。

    7月18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办的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35周年座谈会上，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范俊明说：“35年前，我读着人教版教材迈进了大学门槛，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范俊明的话代表了几代人的心声，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那就是为何人教版教材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有位置？近日，笔者通过对管理者、出版者、读者、人教人的访问，解开了这个谜底。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亲笔为人教社题写社名。1983年6月10日，教育部决定，“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一名称之外，再增加课程教材研究所名称”，“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两者合署办公。至此，我国首家专门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的学术机构诞生。7月，邓小平为新成立的课程教材研究所亲笔题写所名。

    2010年，按照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要求，人教社完成转企改制，不再列入事业单位序列，中编办“同意人民教育出版社加挂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牌子”。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认为，党和国家两代领导核心分别为一个机构的两块牌子题写名称，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建设的高度重视，更加彰显了教材编写必须以扎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一根本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鞭策和鼓舞着几代人教人始终为建设国家精品教材不懈奋斗。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人教社既是教材的编辑出版机构，也是课程教材的研究机构。而这正是人教社的特色，即秉持编研一体、学术立社。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的重要意义在哪里？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富芝认为：“通过教材的编写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需求，然后去研究、去解决。再将研究成果应用转化于教材当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把编写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想这是人教版教材能够在全国长久立得住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宝贵经验。”

    “实践证明，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是人教社的优良传统，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更是这样。”郑富芝说。

    科研是保障教材质量的关键

    李雷、韩梅梅……这些人教版教材中的人物，是几代人抹不去的记忆。这些经典教材的出版，正是得益于人教社始终认为，扎实的科研是教材质量的根本保障。

    梳理人教社60多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人教社的科研工作与人教社始终融为一体。比如，1950年人教社成立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教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就带领大家研究社会、研究师生、研究教材、研究一篇篇课文，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编写出了第一套教材。

    时光荏苒，科研的理念伴随着一批批人教人，融入了一套套教材，惠及一代代师生。曾任人教社社长、现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殷忠民回忆，20多年前，他在人教社编写中等师范教材时，从教学大纲起草到教材编写，再到试教，反复调研、听课、座谈、研究、修改，科研工作覆盖了全过程。“可以说，没有科研就出版不了这么多好教材，没有科研就成长不出这一批批的人才，没有科研人教社就没有今天的实力和辉煌。”殷忠民说。

    “科研立社、科研兴社是人教人的共识，我们甚至这样认定人教社的‘身份’——人教社是一个具有出版资质的研究单位。”人教社原总编辑、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韦志榕如是说。

    作为课程教材研究所发展全过程的见证者，1982年来到人教社工作的韦志榕说：“1983年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我们的研究视角不仅关注教材内容本身，还扩展到对学科课程的研究、对学科教学的研究、对教育出版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韦志榕看来，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培育人才，二是结出成果，而“人教版教材无疑是我们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书卷里行行化雨，课堂上页页春风，造就了多少才人、志士、英雄，神州今日看飞龙。”这首诗是赵朴初先生为人教社成立35年亲笔题写诗句中的几句。今天，让书卷里行行化雨、课堂上页页春风，仍然是人教人的动力。

    犹如人教社生物编辑室谭永平所说：“教材事关亿万青少年的成长，事关树‘人’立‘魂’，基于扎实的研究编出好教材，我们责无旁贷！新时代，有新目标召唤，有新任务、新要求催动，我们要一路小跑，跟上时代步伐。”

    来自宜昌的故事并非个案

    事实上，“根据国家教育方针与教材政策，承担基础教育教材，以及各级各类教材（包括教科书及配套教育资源）的研发工作”，是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8项职能之一。

    还有一项职能是，“为教材使用者提供全面支持与系统服务：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一线教师提供课程教材与教学方面的咨询服务、培训服务与教研服务，为一线教师与学生提供网络服务及教学系统解决方案”。

    对于后者，来自宜昌的一个故事可作解读。据范俊明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宜昌便是人教社“六三”制新教材实验的基地，多年来，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专家经常深入宜昌，以宜昌城区中小学课堂教学为重点，开展新教材实验研究；以宜昌本地教研员为核心，开展学科课题研究。例如语文教育与生活研究、英语语境教学实验、政治“三自一导”、历史情境教学、化学探究式学习等，这些课题至今在全国都有影响。

    “正是得益于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专家们的精心指导，宜昌涌现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教研员，如余蕾、滕永义、李明海……他们的学术成长推动了宜昌各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和整个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范俊明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10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遵循。2018年上半年，宜昌市政府提出推动生态文明教育从娃娃抓起、从学生抓起、从教育抓起，后来在全国有影响的《生态小公民》系列读本应运而生。

    谈及《生态小公民》系列读本为何具有教材味儿，范俊明非常感谢人教社专家对读本提出的许多高屋建瓴的意见。例如，人教社历史编辑室副编审张振海对读本的中学版相关内容从整体架构到文字表述进行了仔细修改；编审张军霞、副编审牛瑞雪到宜昌参加《生态小公民》读本修订研讨会，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向一流课程教材研究基地迈进

    由专门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的学术机构，逐渐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研究课程教材的研究基地，是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目标。

    笔者注意到，目前课程教材研究所下设的35个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一个所办公室，均与人教社各学科编辑室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物理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也是人教社的“物理编辑室”，“生物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也是人教社的“生物编辑室”，以此类推。可以看出，人教社的编辑是教材研究者、教材编写者、教材编辑者、教材培训者。扎实的科研夯实了人教版教材的学术基础、实践基础、人才基础和文献基础。

    据人教社总编辑助理张廷凯介绍，自1983年以来，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承担或参与承担国家和教育部课题31项，其中人教社独立承担的课题23项。在独立承担的课题中，依托课题研究，人教社组织编著的《中国基础教育数字教材与电子书包发展研究报告》是我国首部有关电子书包研究的专题著作。已出版的还有18卷的《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17卷的《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等，52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将于2018年起陆续出版。

    人教人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做好中小学教材的研发、编写、出版、印制、发行、售后工作。优良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编写经验，深厚的研究基础与扎实的实践支撑，以专职人员为核心的“三结合”队伍，研发人员的使命感、专业水平与工匠精神，是保障人教版教材质量的四大支柱，也是“专业队”和“业余队”的区别。

    展望未来，黄强表示，人教社的研究工作将紧扣时代主题，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聚焦国家统编“三科教材”相关问题。比如，如何在教材中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教材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在教材中恰当地吸收外来文化等。

    “我们将继续秉持编研一体、学术立社的优良传统，努力将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建成具有人教特色、国内一流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基地。”黄强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