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更加关注，也更希望了解发展的中国背后的理论、道路、文化、制度，也更加关注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

　　■我个人的感受和亲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们图书产品的需求正在形成，比如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市场正在形成，我们行业要关注这些新兴的国际市场。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世界对中国内容的需求，实际上进入国际市场，并不像我们多年以前所想象的那么难。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交流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的环境。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大家可以把这些重要的论述，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精神，进一步地了解一下。

　　中国出版“走出去”现状

　　从出版业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50多万种图书，上万种期刊，包括已经形成的教育、学术、科技、大众等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出版格局。显然，文字仍然是人类最基本的创研、创作、表达、交流的方式。互联网时代，最近有一个数据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全国一年生产的网络文学作品达2442万部，国内主要网络文学企业的驻站创作者已达1755万人；同时，知识服务方兴未艾。我认为，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出版产业的系统体系，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字创业能量，意味着我们在对外交流合作中大有可为。

　　中国出版“走出去”，从历史来看，实际上也仅仅是10来年的时间；从规模来看，出版物的版权引进与输出，图书版权贸易的量，目前越来越趋向于一年3万多项。尤其是这两年，出版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的版权，大概是每年6000种。

　　从“走出去”的成效来看，主题出版方面，比如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经出了22个语种，全球发行642万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科著作，也得到了很好的海外推广。全球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斯普林格自然集团每年出版中国学者的学术类作品达200多种，主要是社科类，以英文版出版。文艺文学类作品“走出去”也是异军突起。《纽约时报》提及《三体》的全球发行量，它用的数字是900万册。曹文轩儿童艺术中心提供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曹文轩作品已经用全球35种语言出版，发行超过50个国家，授权超过130种。同时，针对中国的高铁、大飞机以及中国的科技优势领域，国际市场进行了不少品种的翻译出版。

　　政策风向和机制建设

　　从政府层面来看，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文件。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制定并发布了《加快推进我国新闻出版业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工作方案》，可操作性比较强。工作方案分了八类，第一是加强内容建设，第二是提高产品落地的实效，第三是加强版权贸易，第四是提升本土化水平，第五是拓展营销渠道，第六是加强平台建设，第七是推动融合发展，第八是加强国际人才培养。

　　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出台的政策，我光点一下题，大家就知道党和国家对“走出去”工作和“一带一路”沿线“走出去”工作多么重视。比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时期，还发布了若干针对性很强的部门意见，就有关的实施的方案配套工程来讲，比如“书香工程”。这个工程实施4年以来，已经资助了出版业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版权输出的1900多种图书的翻译出版，涉及到80个国家的53个语种。另外，这个工程除了资助翻译作品之外，针对刚才我讲的八大领域，也有对企业的相关项目的资助，包括“中国书架”项目。我们局当前比较重视这个项目，就是希望行业能够推动落实，把中国的优秀外文版图书，在国际主流的书店、图书馆，甚至中餐馆、中资企业等各个重要的文化场所，以书架的方式进行展示、展销。

　　有人问，为什么不搞一个中国书店呢？我想，国内经营实体书店都不太容易，跑到国际上去经营中国的外文版图书书店，不太实际。所以我们想，还是实事求是一些，希望我们的书能够进入到别人国家的书店里，以当地语言进入他们的文化系统，更看重的是可持续发展。

　　在我看来，通过这样一种书架的展示、展销，能够触动我们后台内容的生产和供应。“书香工程”也好，“中国书架”项目也罢，关键还是要实现商业化，以达成可持续运作。在重点展会这方面，每年我们局组织大概是40个左右国家的国际书展，其中一半以上甚至2/3，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书展。

　　过去，我们新闻出版业要对一些国家开展图书或者是出版的贸易，大家觉得难度很大，很陌生、很困难，但是通过组织国际书展这种方式，有时候产生的效果是意想不到的。

　　比如说，最近这两三年，我们分别在伊朗、委内瑞拉，还有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书展上担任主宾国。在主宾国的系列活动中，我们业界的同仁们一去就发现了很多的商机，在世界出版领域来说，恐怕也是一个独有的现象。比如，在阿尔及利亚，我们带去的法文版和英文版的图书，基本上在现场全部销售一空；比如在委内瑞拉，大家可能也知道，他们的社会状况、经济收入状况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人一个月可能只有12美金的收入，但是我们带去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西班牙文版现场销售多少呢？537册。这个数据非常真实，因为当时的销售是在委内瑞拉连锁书店南方书局的pos机上销售的。再讲一个例子，也是在阿尔及利亚书展期间，一个小伙子买了两本法文版的中国建筑的图书。我问他，你去没去过中国？他说没有去过，但是他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未来一定会成为引领性的国家，所以他愿意从了解中国建筑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

　　我们也支持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合作项目，我们有不少出版社，跟国外的出版商成立了联合编辑部，或者在国外开设了分支机构，也得到了“书香工程”的资金支持。“书香工程”当中，还设有经费支持我们的出版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数字出版项目、人才培养项目，包括刚才我讲的“中国书架”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在27个国家设立了95个中国书架。

　　从机制建设方面来说，我们的出版单位还是很有担当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利用他们跟国外广泛的版权贸易的联系，成立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这个共同体主要是由人民大学出版社牵头，也作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合作成果，体现在国家文件里面了。到目前为止，共同体的成员、会员，共有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针对中东欧地区，发起成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旨在推动“17+1”出版合作、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出版文化双向交流，目前，联盟共有42家成员单位，其中中方21家、外方21家，外方出版社覆盖12个中东欧国家。从组织机制来说，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的机制。

　　不久前，中国出版协会也成立了中国版协“一带一路”合作委员会。我们希望不同的机制设置能够发挥各方面所长，形成合力，整合资源，共同带动我们行业更好地开展相关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们局也做了一个机制建设的工作，得到了部里领导的批准和支持。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提出，要开展与亚洲国家的经典作品的文化交流。针对这一句话，我们局出台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准备跟亚洲41个国家开展经典著作的相互翻译出版，目前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今年3月马来西亚书展的主宾国活动期间，我们准备和1~3个亚洲国家签署相关协议；第二，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大概要和10~15个国家签署相关的协议。

　　机制建设方面，我更希望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比如，我们的外交界、人文学界、图书馆界、出版界，是否能够形成共通统一的专家委员会，来确定有关图书的书目以及运转的机制。我期望，我们主要的有关出版单位将来也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总而言之，只有紧紧依托于我们的产业行业，扎根于我们的行业产业，才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对全球的出版“走出去”的动力。

　　总体环境和四方面着力点

　　关于今年或者当下出版“走出去”的总体环境，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更加关注，也更希望了解发展的中国背后的理论、道路、文化、制度，也更加关注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

　　我个人的感受和亲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们图书产品的需求正在形成，比如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市场正在形成，我们行业要关注这些新兴的国际市场。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世界对中国内容的需求，实际上进入国际市场，并不像我们多年以前所想象的那么难，对外宣传、荣誉、文化、贸易，其实现在都在一个框子里。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或当下的工作中，有四个方面需要大家着力下功夫。

　　第一个方面，中国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

　　没有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没有中国的知识体系的逻辑构建，就讲不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习近平论宣传思想工作》里提及，要更深层次地看到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

　　所以，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与世界，用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同时，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的整合能力。

　　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上下功夫。提升内容的国际表达能力和编辑能力，拓展出版视野。

　　我观察到有两家比较出色的企业，一个是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一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伦敦分社。他们坚持每一本书都要有中国文化元素之核，也就是，作品中要有“中国芯”。

　　针对海外市场，也有部分迎合西方读者文化猎奇心态而出版的中国内容的图书，然而，这两家公司专业的编辑人员也曾与国外的资深出版人进行过讨论。这些资深出版人赞同，只要是中国人自己认可的文化元素，就应该向西方人推荐，不用揣摩和迎合海外读者的想法，只是表达要符合海外的阅读习惯，选题需要与西方读者的常识和兴趣有关联。

　　西方大众图书市场由总代理商、销售代表、连锁书店、零售店、众多产品、读者群组成，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主流销售渠道结构。走进西方主流销售渠道，才能融入世界图书出版体系。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海外总代理制度，拓展和稳定了与法国拉加代尔服务集团、美国泰拓集团、伯克利集团等国外出版发行集团的合作关系，数十万册外文版中国文化图书通过境外主流销售渠道进行销售，保证了图书进入国际市场的周期与节奏，进入市场的时间的控制与物流细节，接到了西方主流销售市场的地气。

　　中国青年出版社（英国）国际出版传媒公司则和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公司共建了伦敦中国国际出版中心，这是一个全球出版营销平台，正式运营后每年从中国引进100种以上的中国图书版权，与中国各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利用布鲁姆斯伯利的全球出版和营销渠道，同时以纸质书和电子书、数据库的形式将关于中国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旅游及生活的优秀作品更大范围、更快速度地介绍给国际读者。

　　这两家公司之所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产生比较好的形象，包括我们的这些文艺作品、社科作品能够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无一不是遵循了国际出版传播的规律，无一不是每个环节都按照专业化进行操作，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系统。

　　图书出版，始终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播、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重要方式。出版商的本质，就是在出版活动中成为专业化的不确定性的承担者，或者说是作品的投资者。

　　18世纪末，英国的书商转向出版的重要转型，奠定了我们今天现代出版业的基本格局。行业的发展孕育着现代化的产业部门，现代版权制度的初步建立，出版和发行机制也逐渐专门化,为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一个大众阅读的社会产生。英国贸易大臣讲，英国出版业是英国的优势传统出口产业。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版业本质上还是一个内向型的产业，能发展成为中国的传统优势出口产业吗？任重而道远。

　　关于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涉及到我们的编辑能力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将举办一个国际编辑能力的培训班。邀请《哈利·波特》的编辑，包括一些英国的市场营销，跟我们中国的编辑深入探讨下中国内容的国际表达的相关问题。同时，有些产品已经做得相当大，比如说一些教育类的产品，视频类的产品，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看不明白，需要考虑通过合作，再进一步拉伸一下。

　　第三个方面，在认识国际传播规律上下功夫，开展接地气、有内容的有效传播，培养一批通中国、懂世界、爱交友、善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比如“凯叔讲故事”，光头王凯现在的活跃用户达到了3000万。那么，对我们的传统出版业来讲，在对国际传播规律的认识方面，也需要下功夫。

　　最后一点，让国际化合作赋能企业发展，包括加强国内同行间的合作、与国际同行间的合作，以及跨领域、跨行业的合作。

　　首先是国内同行之间的合作；其二，加强跟国际同行之间的合作；其三，领域、跨行业的合作。我看跨境电商企业做的产品是非常多，唯独没有出版板块，没有文化板块。

　　大家可能会认为，“走出去”是政府掏钱的事，或者是公益性质的事，但如果说我们的出版企业能够把国际化作为企业的人力资源，以及企业文化以及国际拓展方面的一种训练的话，这家企业我相信绝对是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外对出版过程的理解很不一样。我们对出版的理解很简单，把选题变成书，把书变成钱，再把钱收回来，出版过程就基本完结了。而国外出版商从图书策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版权输出，考虑国际市场。我们是在卖产品，他们在卖产权。所以，往往常见的情况是，国外出版商用两三年做一本书，做好后，可以卖二三十年；而国内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做一本书，做出来后，有可能卖个两三年，也可能一版就死了。这使得中国的出版社无法积累起自己的常销书目。让版权输出成为一种常态，让中国出版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常态，让中国的出版业从产品经营上升到品牌经营和知识产权经营，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中国出版业摆脱“低端制造”的必由之路。

　　（作者：赵海云，系中宣部进出口局副局长，本文为赵海云1月在中国出版发展报告会上所做报告，文字由桂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0年0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