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一部分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学术性和商业性失衡导致其身份异化，偏离了为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宗旨。文章在对大学和大学出版社的本质属性进行简单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回归大学学术共同体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并从导向、主体出版方向、人才建设和新技术运用等方面阐述了应然之思及实然之策。

　　关键词：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学术共同体；应然之思；实然之策

　　历经40年左右的发展，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在高等教育发展、前沿科技成果发布、优秀科研人员发掘和培养、国家话语体系建设、文化传承与服务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发挥大学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传播作用充当了媒介”，涌现出了一批出版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大、两个效益好、服务水平高的行业翘楚。无论是从出版总量，还是从出版结构、社会影响力、学术传播力等方面来看，大学出版社都是我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因为数字化的冲击以及改制后市场等环境的变化，“传统出版发展难，数字出版难转型”的现象在不少大学出版社中存在。今年适逢“十三五”的收官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两个一百年”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之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的新环境，转型升级并不断地提升发展质量，以实现大学出版社的“初心”，是每一个大学出版人应该深入思考的课题。

　　大学出版社是出版，但更是“大学的”出版，其天然地带有不同于地方出版社或者中央部委出版社的“基因”，“它在出版领域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建立在它与大学水乳交融的关系之上”，因此，要深入思考、探讨乃至解决大学出版社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有必要回到“大学的出版”本身，梳理其历史演进，分析其现状，才能澄明析理，为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大学与大学出版：基于本质属性的考察

　　本质属性是事物具有排他性特质的决定性属性，讨论大学和大学出版的关系，也必须从两者的本质属性出发，才能明晰大学与大学出版的功能及两者的互为证成。
 
　　1.大学的本质是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布朗依在《科学的自治》中提出的，他认为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任，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的规范而构成的群体。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大学的组织及其行为最能体现“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无论是具备大学雏形的中国早期的“太学”“书院”，以及欧洲中世纪的由修道院神职人员、贵族等组成的自发性学术组织，还是现代大学，群体内的人们都是“以学术理性、主体间的‘均衡’为秩序规则，以教育者、研究者和服务者相叠加的身份识别为出场条件，对未知进行意向性建构、立志审慎已知并回应时代之问的学术团队”，所以说，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以“学术共同体”的形态存在和发展的。

　　2.大学出版社是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大学出版诞生以来，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大学和大学出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表达了经典的观点。美国最早成立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把大学出版部同研究室、图书馆并称为大学的“第三势力”；芝加哥大学成立伊始就成立了出版社，该校第一任校长哈伯说“大学出版社构成了大学的一个有机的分支”，东京大学出版社的石井和夫曾说过：“大学是靠教育和研究及出版这三位一体的机能对社会发挥作用的。”我国的大学出版社总体上发展历程较短，但是在成立之初，也是将其作为与学校的教学科研单位同等看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大学出版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正是以其对学术知识的出版和传播不懈坚持而成为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学术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

　　二、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回归学术共同体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出版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纠正学术性和商业性失衡的倾向，回归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大学出版社在新的环境下回归学术共同体不是简单地回归学术性事业单位，而是因应新时代国家战略、社会需求、自身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超越”。

　　1.大学出版社本质属性的消解：身份“异化”的经营主体

　　1988年出版管理体制改革催生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逐步推动大学出版社从单纯的学术性事业单位转变为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的混合主体，而随着出版的企业属性从管理到实践的不断强化，大学出版社的事业性本质属性也逐步让位于商业性偏好，直至彻底完整转制后，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性身份也逐步“异化”。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种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对主体自身。异化涉及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大学出版社身份的异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出版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学术性不再是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以及终极追求，商业性成了重要的甚至是终极目标；第二，本意为支持学术性更好发展而从事的商业性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反噬”了大学出版的学术性，其结果不仅仅体现为出版活动本质的变化，还导致了出版产品品质的下降、出版人才素质的下降；第三，由于和大学的学科评估和科研项目申报等关涉不大，大学出版社在实然管理上已经成为以经济效益为唯一考核标准的企业，褪去学术性身份的大学出版社在大学里愈发边缘化。

　　2.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回归学术共同体

　　如前所述，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出版”，这是讨论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大学出版社回归学术共同体既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要调整，也是因应时代背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出版业转企后大学出版社完全以市场为主体进行运行的方式,与大学出版社所需扮演的角色存在部分偏离。无论是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还是诸多与高精尖、冷门绝学相关的学科的出版，都是精英导向的,它们值得出版和传播的学术成果不仅仅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无法完全按照商业逻辑运行和考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除了要遵循出版业的普遍规律外，还要体现出自身的独有特征，即“必须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大势同向同行，积极应变，紧紧依托大学，面向立德树人，回归育人服务”，并主动融入双一流战略，“对接其建设目标、任务、路径、措施以及具体项目……开发和充分使用“双一流”建设中的优质出版资源，及时组织策划相应的出版工程，集聚国内外资源，搭建“双一流”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双一流”学术命运共同体”。大学出版社回归学术共同体不是简单地回归学术性事业单位，而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因应国家战略、自身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求对原有身份的“超越”。

　　三、大学出版社回归学术共同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应然之思及实然之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破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坚持文化自信并凝聚文化共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作为出版的主力军，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新时代的大学出版社必须坚持导向、回归主体出版类别、锻造优秀的人才队伍、充分运用新技术，才能重塑学术共同体身份，实现高质量发展。

　　1.践行社会效益优先，以正确的导向“立德树人”，坚守学术之“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导向是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其学术性存在与否的灵魂。

　　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守土尽责，在实践工作中落实“立德树人”的要求。大学出版社依托的是思想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富的出版资源集中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专著对高校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出版实践中，未经仔细鉴别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牾的、宣传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著作以及以“学术自由”为幌子臧否国家和社会的出版物时有出现，对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队伍危害极大。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科学研究与科研院所科学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始终与育人紧密结合，作为高校科研成果重要传播阵地的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实践中应该提升敏感度和判断力，站稳学术立场，确保出版阵地守好筑牢、可管可控。

　　其次，大学出版社要呼应时代需求，更好地承担起塑造社会精神内核、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责任。大学出版社一边链接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一边链接的是社会，“应充分挖掘大学优质的作者资源，着力加强理论创新，主动承担代表国家意志和反映国计民生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项目等出版任务，推出高品质的图书，解析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用内生性的理论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创新、遗产保护等多方面展开出版服务，彰显大学社的出版价值”，自觉地肩负起构建民族精神谱系和文化自信的重任。

　　第三，大学出版社要摒弃“唯码洋论英雄”的绩效考核观，将社会效益从理念到实践落到实处。毋庸讳言，诸多大学出版社由于经营压力较大，因而对选题资源的判断标准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主，或者片面地理解社会效益就是申报几个项目、获得几个奖项，没有从整体上认识到大学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出版物中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2018年12月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首次明确了社会效益的刚性考核指标，“《办法》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赋予图书出版单位新的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对于出版人来说，社会效益、社会责任是出版人的历史使命，更应该成为出版人的价值追求。”同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高质量出版机制应成为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努力目标。

　　2.回归主体出版方向，不断提升出版品质，积厚学术之“基”

　　一段时期以来，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诸多大学出版社纷纷涉猎商业、中小学教辅图书出版等，这些出版类别淡化了大学出版社的特征、弱化了其核心竞争力，导致了其在出版业中与地方出版社难以竞争，而在母体大学里又因学术特征弱化而被边缘化的境地。大学出版社应该致力于以优秀的学术著作和精品教材不断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和“辨识力”，为学术共同体身份的重塑不断地积累学术基础。

　　首先，大学出版社应该聚焦“双一流”国家战略，服务于母体大学乃至高等教育。“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内容的发现者、学术规范的传播者和执行者，在一流学科建设和学术出版之间起着重要的耦合作用，以学术出版创新驱动一流学科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植根于“双一流”高校，因此，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好母体大学的资源，出版能够代表先进科技成果和思想成果的作品，发掘一大批科研能力强、创新意识浓烈的青年学者，与他们建立教材、学术出版共同体，在为国家培养科研人才的同时也打造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的出版物。

　　其次，大学出版社应在实际工作中对接“2025中国制造”“新工科建设”等国家战略，致力于高质量的教材出版。新时代的科技创新需要培养大批科技人才，而高水平的教材无疑是重要路径之一。“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就指出：“将产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建成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的课程和教材资源。”这就要求大学出版社切实改变以经济效益为主的选题论证方式，着力聚焦前沿技术的发掘和应用、青年科研人才的培育、先进科技成果的传播等方面的教材，致力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第三，大学出版社还应该优化学术出版结构，推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科研评价体系。近十几年来，基于西方科研和学术标准的学术体系、研究范式、学术评价在中国的学科评估、学术成果出版及应用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这种体系化的科研范式对解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仅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而且还存在着科研话语权被垄断、科研机密外泄、科研经费流失等事关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作为学术出版重镇的大学出版社应该责无旁贷地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推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和科研评价体系，为中国的学者和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

　　第四，大学出版社应该以学术出版走出去推动构建中国国家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学术出版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与平台，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是突破西方出版机构话语权垄断的重要路径，大学出版社应该努力构建以研究当代中国、讲好当代中国故事为目标的学术成果群，着力向外国尤其是西方大国讲述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提高对外传播的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3.塑造学者型编辑队伍和复合型人才队伍，推进学习型出版社建设，锻造学术之“人”

　　从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质量，并不尽如人意，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全国出版社进行图书编校质量检查，有多家大学出版社的多种出版物不合格甚至严重不合格，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些年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整体素质在下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编辑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效益，二是编辑上岗的门槛降低。大学出版社回归主体出版方向的首要任务是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成为“广受博取、专一而精”，既熟悉传统出版、又对大学出版社的转型升级及高质量发展有所研究并努力实践的学者型编辑。

　　大学出版社从事的学术及高校教材出版本来就是内嵌于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平台，作者层次高，选题专业精深，因此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首先应该是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能够对学术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测，还应该较一般学者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扎实的写作基本功、更加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更加独到的判断力，因此，大学出版社一方面要知人善用，以良好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现有人员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形成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机制，以不断提升编辑队伍的素质，为高品质的出版物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大学出版社还应该引进和培养并举，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新媒体时代的编辑力超越了传统的案头工作的内涵，还涉及编辑的互联网思维、媒介素养等等，这就要求编辑自选题策划时起，就要对出版物的形式、多维呈现、资源的链接、内容的增值等等都有一个较为成熟的预案，要求编辑既要熟悉传统出版流程和业务，也要能够面对新媒体时代新的阅读需求的挑战。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可以引进一些优秀的人才，以示范作用带动原有人员加强学习和探索，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应该针对现有编辑队伍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以在充分发挥编辑队伍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其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的能力。

　　第四，大学出版社要大兴“研究之风”，打造“学习型”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在母体大学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从事教学、科研的院系相比，被认为在直接影响高校学科、位阶评估的学术贡献、科研项目申请、科技专利申报等方面贡献不大。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服务，而服务社会的重要支撑就是大学的科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及其他人员也应该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尝试科研项目申报及攻关，如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就可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研究成果又能得到极速应用。大学出版社编辑的研究型转向不仅仅是大学出版社会服务功能的又一更好体现，同时也是其助力“双一流”等高等教育战略的最有效路径。

　　4.推进内容+技术的融合，构建与利益攸关者协同互补的数字学术科研服务体系，培育学术之“本”

　　所谓数字学术科研服务体系，是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融学术数据和信息采集、学术成果的生产和在线编辑、学术评价、学术成果的传播等为一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从作者投稿到书稿编校再到成果出版都可以基于数据实现在线运营。数字学术科研服务体系的构建基础是用户驱动的数字出版模式，动因是学术研究的需求愈来愈多元、精细，能在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和服务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出版社的价值，是数媒时代大学出版社回归本位的重要方式和体现。

　　从现状来看，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构建数字学术科研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数字资源的基础性工作，即存量资源和在制资源的数字化转换以及内部ERP系统的升级。其一，资源的数字化转换不仅仅是指以电子文档或光盘等形式对存量和在制资源存档处理，而是对现有的内容资源进行流格化的数字化转化，并按内容、功能、产品形式、读者对象进行不同层级的标引，再按照知识分类进行结构化处理，构建可以重复利用的数字资源数据库，“使得海量存储、按需调用、自由编辑以及低成本个性化的传播成为可能。”做好数字资源的基础性工作还能补齐短板，并能根据需求清晰地规划未来工作的重点和方向，以为逐步形成能全方位提供资源数字化整合、数据处理及运营、专题数据库建设、数字成果发布、学术交流、学术共同体构建的数字化体系奠定物质基础。其二，大学出版社要改造提升现有的ERP系统，使其能够适应数字环境下数据串联、内部互联、外部互通的要求，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不断提升经营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为数字化流程再造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我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程度“代差”明显，特色不一，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以技术赋能内容，以“内容+”构建与利益相关者协同互补的学术科研服务体系，如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出版社可以推进基于“知识元”数据的数字学术平台的构建，以教育出版为主要类别的出版社则可以在纸质教材的增值及线上线下一体互动、在线教育乃至数字教材的建设等方面优化服务和尝试突破，而对于一些专业门类较为狭窄的出版社而言，基于专业内容的数据库则能为用户提供融科研、数据分析、决策等为一体的服务，还能因为其专、精、尖的特色而成为行业报告发布者、标准制定者，从而为用户提供集咨询、数据、决策、在线教育、分析工具等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我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数规模不大，出版的专业特色较为明显，因此，可以尝试构建类似于英国大学出版社的基于数字学术出版平台而搭建的模块化生产网络和数字出版学术价值网，在这一平台上，多家大学出版社基于学科特色而构建的平台都是子平台，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平台和各大学出版社的子平台是既集中由分离的系统，数字学术平台可以实现一站式文献检索服务等功能，而各子平台又能根据自身特色不断地实现内容更新和功能迭代，在此基础上，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平台可以“基于数据库、语义出版、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出版商、学会、图书馆等利益攸关者在动态链接、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数字出版学术价值网，从而形成以学术研究、用户价值为战略出发点，整合了各大学出版社优势学术资源的数字学术共同体。

　　“从世界出版的历史来看，大学出版的孕育发展源自大学所给予的影响，正是大学的核心理念及精神特质滋养推动着大学出版形成自身特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出版文化理念，从而在传承发展人类的学术薪火方面确立了特定的地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学通过出版将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链条紧密相联”，大学出版社通过出版活动在努力提升母体大学的学术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得“大学都将继续依靠它的出版社来帮助和定义其自己的使命和恰当的‘职责’”。新时代的大学出版社，只有以大学为根，以学术为魂，回归大学学术共同体，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东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