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我认为做任何一本书，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把它做成精品，到最后其实是没有风险的。”在谈到学术出版的风险时，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如是说。谈及出版社发展战略，他更是一语中的：出版社最大的价值就是服务的价值跟平台的价值。自从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以来，浙江大学出版社已经有29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其中最近五年入选了18个项目。今年，该社有4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国排名并列第二。浙江大学出版社是如何收获这么漂亮的成绩单的？在百道网对袁亚春总编辑的这篇采访中，自觉的精品出版意识贯彻始终。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袁亚春

　　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于2007年，自2008年实施以来，投资逐年增加，2014年规模已达4.5亿元，2020年超过5亿元。这一项目是国家对精品出版的重要抓手，也是出版行业的重要风向标，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水平。通过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市场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科技战略的优秀出版物。浙江大学一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争取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能给出版社带来什么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与同行们分享？今年该社将会在学术出版领域的规划中有哪些创新与突破？百道网专访了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

　　多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为出版社“打硬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百道网：今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有4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国排名并列第二。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四个项目？

　　袁亚春：今年我们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4个项目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扩编）》《中国历代丝绸艺术丛书》《浙东学派编年史》和《中国扬子区奥陶纪末至志留纪初含页岩气地层》 (中、英文版）。

　　我们的“大系”项目此前已经得到过5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扩编）》是“大系”各断代集成已申报项目的规模扩展与增补。在与前期国内外约267 家博物馆、美术馆、高校、寺院等收藏机构建立密切业务关系的基础上，项目团队计划遴选、增补中国先秦汉唐、宋、明、清各时期纸、绢（含帛、绫）、麻质地的绘画约5583 件，分为21 卷共80 册出版。据我所知，这一项目是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里规模最大的，我们计划明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第二个项目是《中国历代丝绸艺术丛书》。这套丛书精选全世界各文博机构丝绸文物，集结全国专业学者团队编写。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自汉代至20世纪初中国历代丝绸的艺术发展，叙述丝绸图案的艺术风格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包括织造技艺、艺术特色、生产格局、造作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时尚和域外艺术对丝绸发展的影响。它不仅是关于丝绸的大百科全书，还涵盖了从汉代起始的中国蚕桑丝绸史、文化史、艺术史，包括了古代社会生活史中的重要标本，在叙述中国丝绸艺术发展历程的同时，为研究和复原古代物质文化提供佐证，考察丝绸承载的文化意义，填补物质文化史研究。

　　第三个项目是《浙东学派编年史》。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东学派编年史及其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第一部有关浙东学派的编年集成之作，具有学术补缺、集成与创新的重要价值。书分宋元、明代、清代三卷，共计500万字，重在贯通宋元明清浙东学派发展历程，全面系统梳理和总结其学脉承变与学术成果。项目研究与出版旨在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建，实现对浙东学派既有学术史研究格局与成果的整体超越，并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

　　第四个项目是《中国扬子区奥陶纪末至志留纪初含页岩气地层》（中英文版）。页岩气勘探开发已成为国家能源战略，这个项目正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油气开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是国际上首部描述和论证扬子区奥陶—志留页岩气地层时空分布的专著，厘定了扬子区奥陶—志留纪初期笔石带的划分，分析了地层分区及其岩相生物相特征，建立了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生物地层的高精度对比关系，对页岩气勘探起到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原创性，是基础研究应用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重要实践。

　　百道网：多个项目被选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给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

　　袁亚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是我们出版管理部门精品出版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出版行业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出版业的最高的发展水平。通过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涌现出了一大批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科技战略的优秀出版物。2020年、202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每年都拿到了4个项目，这是对我们策划能力、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大肯定和鼓励，给社里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影响。我们也为有能力和有机会承担国家基金的大项目感到荣幸。

　　第一个主要影响是，通过实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们提升了自身申报、把握、实施重点项目的能力。在实施项目过程中，社领导、总编办、编辑部门、出版部、财务部共同参与协作，这锻炼了大家的战斗能力，提升了管理水平，为未来“打硬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实施提高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对精品图书的策划能力。这些年来，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和出版，让浙江大学出版社在高端艺术、高端学术等重要的出版领域都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在产品线的规划和品牌的打造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实施推进了浙江大学相关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显著的例子当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了。这一项目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长期关心，并且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国家级重大工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有关方面也高度重视，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出版工作，学校给予了一系列的支持和保障，例如专门为这套书的编撰出版成立了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里面有专门的研究人员针对这套书的文献和图像做研究，做甄别，做整理。浙江大学还成立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与艺术学院、艺术博物馆等机构，一方面，它们的成立跟《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项目也为这些研究机构、教学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基地，以及大批可以互相借鉴的研究教学资源。我们的编撰团队还跟考古与艺术学院联合进行博士后的培养，我们的所有研究成果也会和学院和研究机构进行互动。

　　将项目“策划好”“实施好”和“宣传好”，是个良性循环

　　百道网：自从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以来，浙江大学出版社已经有29个项目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其中独立申报的有27个。从您的经验来看，什么样的项目更容易被国家出版资基金资助项目选中呢？

　　袁亚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代表了国家意志。作为出版社去申请项目，项目必须要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相匹配。比如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中要求建设文化强国内容，那么，申请机构选取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的项目，中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科技方面也是一样，在国家科技发展当中有一些“卡脖子”工程，还有人工智能这类新兴战略性科技领域，还有新材料新能源领域，都会有研究机构和思想产品，将这些相关的学术成果策划包装后申报，我认为入选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

　　百道网：在拿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上，浙江大学出版社能取得这种好成绩，主要归功于哪些原因？

　　袁亚春：首先，要做好前期策划。例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其实我们2005年就启动了这个工程，所以在2008年国家出版基金实施的时候，此项目已经有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再加上我们在申报过程当中，对项目的整体设计思想准备得比较完备，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意义也讲得比较清楚，申报以后就获得了批准。2009年开始，在基金办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大项目里的5个断代的项目都得到了资助，目前我们已拿到一个亿左右的资助额，所以今年最后的“扩编篇”也水到渠成了。我认为，除了做一个完整的先期策划之外，还要有一个完整的想法，而不是光有个灵感就马上去做，那样肯定说服不了专家。我也曾经做过国家出版基金的评委，据我所知专家评委不是轻易就能够被说服的。

　　其次，不但要策划好，申报好，还要把这前面的项目实施好。浙江大学出版社目前已经验收的十几个项目当中，绝大部分在考评中获得了优秀。但是如果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不能如期完成出版，或者在考评中拿不到好成绩的话，出版社就会失去进一步申报的信心，国家出版基金的管理部门和专家团队也会对该出版社实施项目的信心不足，再中标的可能性就会减小。相反，如果项目实施后考评结果优秀，基金办就会给予鼓励，并且帮助增加申报的资格。比如，一般的出版社只有两个申报名额，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可以申报7个项目，入选4个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的项目得到了较好的成绩。这些好成绩帮助我们拿到更多的国家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这些奖项又回过头来为申报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最后，项目申报成功了，实施好了，还要宣传好，营销好。经过我的统计，我们已经完成验收的项目当中，有8个获得了出版届的权威奖项。比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里的《宋画全集》《元画全集》，还有《潘天寿全集》《中国金钉子》《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都获得了国家出版政府奖或者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还有一些获得了提名奖。在项目获得社会比较好的反响或者获得了奖励后，出版社编辑团队的信心也足了，社会对出版社的信心也足了，对出版社的评价也高了，所以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社会效益优先，用数字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服务于精品化建设

　　百道网：近年在出版能力建设和出版社会效益增进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有哪些目标，做了哪些努力？请您介绍经验之谈。

　　袁亚春：作为国内顶尖大学办的一个出版机构，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两个重要板块。从出版社的角度讲，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其中包括政治导向、价值取向、审美格调等，并且还要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作为我们的支撑。同时我们要服务于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尤其是中宣部推出社会效益考核制度以后，我们更加明确地要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一的基础上，坚持以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承担我们的文化责任。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尽管离实现它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要把高远的目标始终挂在前端，不断地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坚持精品化建设。精品化建设是浙江大学出版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数字化（融合发展）战略和国际化战略是服务于精品化建设的两个抓手。我们将始终把学术出版、教育出版作为主要工作，以精品来带动整体的发展，提高我们的整体实力。

　　现在图书出版市场并不是特别规范，优质出版资源也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如果不主动出击，肯定是不成功的。所以作为出版社，我们就要利用、发挥自我的优势，规避自己的短处，争取最优的资源，然后通过努力把它们变成精品。在这一过程中，机制、人才、资金实力等因素都非常重要，而我们还不能说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实力就不够强大。有些东西不能光有想法，还要把它沉淀下来。我们还任重道远。

　　百道网：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学人传记已经构成一个很突出的出版领域，社里对这块选题的标准是什么？您对这块市场有哪些期许和思考？

　　袁亚春：如你所说，我们这些年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典传记作品。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出版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已经发行了将近10万册。这部砖头一样厚的传记能够销售出这么多，当时肯定是没想到的。我们的传记作品其实不是简单的通俗类的图书，而是思想家的学术传记，实际上也是一种学术作品。优秀的传记可以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份名家的思想地图，也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了解这些著名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生平和思想历程的窗口。

　　在策划出版学人名人传记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四条线：第一是思想家，比如《维特根斯坦传》《罗素传》《休谟传》《叔本华传》等；第二是文学家，比如《雨果传》《巴尔扎克传》《里尔克传》等；第三是音乐家，比如《贝多芬传》《莫扎特传》等；第四是画家，比如《毕加索传》等等。我个人感觉做传记成功的重要因素是选取的版本要好，并且翻译的水平要比较高，这样一旦书出来，都能在市场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几乎没有风险。

　　我认为做任何一本书，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把它做成精品，到最后其实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为了出书草草找个翻译，也不注意版本，那只能说是一本平庸的书而已，而不会是经典版本，这种书出来也不太有影响力。人类的思想文明是世界共有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就是希望把这些学者的思想传播出去，把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也翻译出去，让全世界的人民共享。当然共享的前提是你提供的东西一定要好，必须是精品，而不是平庸的东西。

　　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让“国际化”与“精品化”相辅相成

　　百道网：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学术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方面有诸多好产品和国际合作成果。请介绍一下你们的战略。

　　袁亚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加强对外合作，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版权贸易这块，尤其是在“走出去”这一块，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和国际出版机构合作方面，我们的学术作品更多地是和欧美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合作，例如在科技类项目上，我们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荷兰爱思唯尔集团等国际著名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人文社科类项目的话，我们目前主要是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麦克米伦，劳特利奇，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进行合作。我们还利用国际化的选题和建立合作平台的方式，多方向地去进行创新合作。例如面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我们更多地是选取让丝绸、绘画作品、艺术史等内容“走出去”，寻求合适的出版社来合作。

　　国内的话，我们努力响应国家有关部门在“走出去”这方面的号召，申报了“丝路书香”“经典中国”等项目，还有国新办的一些“走出去”项目，我们尤其重视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每年都申报很多个，这些年来总共得到了25项，在国内出版社里名列前茅。另外，我们还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核心成员之一。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在推进中国学者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就是提升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也提升了我们出版社进行国际合作的能力，所以我们会乐此不疲地继续下去。

　　这些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海外的图书影响力还是不错的。我们连续多年进入主流媒体评选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100强”，并且长期在30强甚至20强之内。如果谈英文图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话，我们肯定要排在前10强了，我觉得这点我们还是比较骄傲的。通过国际合作，我们也盘活了浙江大学出版社里的优秀中文学术资源、学术精品。比如今年6月，我们已出版的《汉代的谣言》等2本学术图书的英文版就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世界顶尖的学术出版单位，他们能够引进我们出版社的图书进行出版，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期刊，如今合作4年不到就成果斐然，现在这个期刊已经进入了SCI。

　　我们的主要战略就是围绕着读者学术交流的核心需求，尽量地让平台为学者服务，为学术服务，为专业服务，以此来彰显出版社的价值——出版社最大的价值我认为主要就是服务的价值跟平台的价值。把这些做到了，学科认可你，学者认可你，出版社就有了今后发展的动力，以及发展的空间。

　　百道网：今年你们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会有哪些规划、创新与突破？请介绍一下后疫情时代你们是如何开展国际合作的？

　　袁亚春：我们的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全面定制了《组建区块链》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可能要在国际上进行推广服务。按照计划，我们会和国外的合作伙伴合作出版《组织区块链1.0》的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以及繁体字版，这套丛书日后还会出版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此外，现在世界基本处于疫情爆发的状态，但是中国国内已经是后疫情时代了，所以我们还出版了一些防控新冠病毒这类的丛书，让其“走出去”，目前已经出版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意大利了。这是为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新挑战，提供我们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智慧。

　　今年我们没办法走出国门去参加国际书展，所以我们就积极拓展思路，一方面是继续通过云在线的方式参与东南亚、德国、欧洲的国际市场，另外一方面是围绕文化产业和服务贸易，参加国际服务贸易展等活动。我们还是希望跟国内的一些兄弟出版社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共同努力拓展国际合作的渠道，将我们的文化服务产业联合起来。我们本来就是学术立社的，我们会继续推出以国内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面的专著，例如今年就将推出《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第二辑。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还没有推出时，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就向我们表达了希望全套引进的意向。所以说如果是精品的话，就不愁没有国际合作伙伴。其实国际化一方面为我们的精品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跟舞台，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为我们的精品化增添动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