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学术出版不仅仅是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高校发展不可或缺的助推剂。大学学术出版背后蕴含了二元互动，即互动与冲突：从传播方式、编辑把关、出版主体、出版面向四个方面体现为互促为主，以产业性和公益性的冲突为辅；因此，可从政策、法律和具体举措三个角度构建其平衡机制。
　　【关键词】大学学术出版 二元价值 二元冲突 平衡机制

　　“学术出版是专业出版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的主力军”，其在学术出版的整个产业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个大学出版社的背景、发展历史、发展模式等均存在不同的差异，但共性却是相似的，即以学术出版为根本，推动学术交流以及知识传播。大学学术出版存在以互动为主，以冲突为辅的二元整体状态，研究其中取舍和平衡以及相关机制的构建将有利于大学学术出版的深入改革和长远发展。

　　一、大学学术出版的二元互促

　　（一）从传播方式来看，存在传统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互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所谓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等，具备权威性高、根基稳固的特点；新兴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作为党媒机关和各级领导联系受众的桥梁，同时秉持着同样的媒体传播规律。传统媒体受限于空间和时间，新媒体缺乏严谨性和权威性，二者的结合和互动能够最大化其优点，最小化其缺点，可谓是一举多得。在5G加持下，新媒体时代将以更高的速度发展着。大学出版作为科技创新成果的载体和学术发展前沿的窗口，应把握住这一时代契机，从而整体提升学术出版的格局。媒体融合的不断发展将推动学术出版业的转型。一方面，变革给读者带来了多元化的阅读体验，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型传播体系可以实现技术、内容、渠道、平台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新的通信系统将挑战相对滞后的法律。大学学术出版也将顺应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发展形式，以探索达成传统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的平衡点，将大学学术出版的二元互促发挥到极致，以寻求长久且稳定的发展。

　　（二）从编辑把关来看，存在人工经验和智能算法的互促

　　传统的大学学术出版的学术质量把关，关键在于富有经验的学术编辑进行人工把关。传统的大学学术出版在选题资源、作者优势和版权资源上，依然有其独有的核心优势，但由于其出版周期长、缺乏互动性，再加之无法较好对接媒体融合的新技术和经营思维等原因，极易导致读者流失，学术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因此受到了挤压。新媒体、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涉足大学学术出版后，不仅将会改变编辑、出版模式和大大提高传播效率，更会通过智能的算法推荐挑战传统的人工编辑把关。大学学术出版的媒体融合表现为读者从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变成了内容的“消费者+生产者，媒体融合彻底打破甚至是颠覆了原有的线性单向传播路径，移动互联网等互动传播方式正在快速拓展，学术出版的媒介传播从硬件到内容、从组织流程到运营管理都基本实现了网络化和数据化并成为其媒体融合时的主要特征。

　　正因为“信息过载”及入行门槛低、审核缺位等原因，造成新媒体中的内容“信息的错讹较多，学术失范现象也并不鲜见”。所以，人工编辑的把关能够有效地减少或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智能算法的推荐也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编辑的把关，二者的合理搭配和使用才能够达到学术出版中的最佳编辑效果。

　　目前，大学学术出版社的编辑一般是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也很常见。“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形成于理性。”这些受过长期学术训练和教育的编辑，在岗位上经历了编辑的一线工作锻炼后，具备了智能的算法推荐所不具有的“经验理性”。所谓“经验理性”追溯于康德的认知，康德既肯定了知识起源于经验，也肯定了人类理性的作用，人类的理性结合经验，将人类的认知边界不断扩展。所以对大学出版社里活生生的编辑而言，他们具备“经验”，即编辑们积累了足够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生活感受，能够从中获得对现实的“实践理性”的认知，这表现为在社会规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仪式性的框定的基础之上的经验的积累，这与智能算法推荐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所具有的经验性和创造性。所以，人工编辑更多的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的承袭性和工作的习惯性，这种理性更多的是道德约束下的理性，而这也正是智能算法所远远无法达到的。基于此，将传统且严谨同时具备“经验理性”的人工编辑与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互联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形成互促，既能够规避智能技术下学术失范等现象，又能够借助媒体融合下智能传播的高效手段优化学术出版质量，充分利用人工编辑经验与智能算法技术，实现现阶段大学学术出版的迭代和升级。

　　（三）从出版主体来看，存在大学期刊社学术出版和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互促

　　大学出版一般包括大学学报和高校出版社两大部分。大学学报作为学术期刊，自然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而高校出版社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解决教学用书与科研成果出版的难题。随着高校出版社卷入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的浪潮之中，尽管其主要还是以从事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活动为主，但绝大部分也会涉足市场化的出版以适应我国的市场经济整体环境。从整体来看，“学术出版是高校出版社最为突出的特征与鲜明的标签”。

　　美国有很多高校设立了出版社，就从属关系来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与大学之间具有较紧密的从属关系。例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第二类出版社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其运营基本独立于大学之外。不过，这类出版社会与大学在学术资源方面实现互补，其典型代表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

    就我国而言，以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为例，前者是期刊社和出版社并列，后者是“出版集团模式”，二者都是我国大学学术出版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学术出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整合出版：一是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学术期刊数字化路径融合方式，二是以学术专著和高等教育教材为代表的深度融合出版方式。学术期刊主要通过与中国知识网等纸质数据库合作，高校学报编辑部开设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自媒体账号作为数字出版。这种数字化路径的形式相对成熟。

　　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出版市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版集团化是国内出版业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大学学术出版则应顺应这一趋势，借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传统媒体与融媒体的融合发展，调整期刊社与出版社的合作出版模式以实现海内外融合出版的新形式，增强我国出版企业竞争实力的战略举措，扩大市场领域并提高国际影响力。目前来看，出版集团化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出版业最为关注的话题，其构建组成与模式运作将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期刊社学术出版和出版社学术出版应更大胆地探寻出两者的良性互促的模式，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扬帆出海创造有利条件。

　　（四）从出版面向来看，国内大学学术出版和国际学术出版的互动

　　从总体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在全球的影响力巨大，而我国囿于种种原因，国内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的受关注度与我国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不相称。当下，不少国外学术出版机构都一定程度的开放自己拥有版权的学术资源，在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尽量兼顾学术知识的公共化，对所拥有版权的学术资源“开放式”管理，以形成良性闭环的用户学术需求的驱动模式，最大程度地使学术资源公共化。譬如，英国的不少大学出版社重视数字产品的开发和服务，采用数字学术内容生产方式和知识组织方法，运用元数据和知识链接等方式，提高数字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学术图书开放获取上形成了作者付费、图书馆补贴、出版社资助等商业模式。又譬如，美国的国家学术出版社（NAP）从1994年就开始提供免费的在线内容，近些年更是声明，65%的内容对所有国家用户免费。

　　目前，四大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出版商包括:爱思唯尔(RELX Group)、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Wiley & Sons Inc.)、世哲出版公司(SAGE Publishing)。其大部分采用“有限制的开放式访问”学术传播模式，但仍有一些期望较高的期刊保留收费访问模式，可见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学术知识的专有性和公共性的博弈平衡。

　　就我国而言，我国期刊数字化建设发展迅速，形成了三大主要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维普(VIP)和万方(WF)。而作为国内使用范围最普遍的中文数据库知网，则涵盖了全国绝大部分领域和群体。国内大学学术出版与国际学术出版的互动应在提升自身出版能力水平的基础之上，寻求合理的盈利模式和产业链的稳定发展。譬如，以爱思唯尔为首的国际出版平台利用其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优势，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渠道寻求多方位的国内外出版合作出版。与之相应，为了增加国内与国际学术出版的互动，我国的学术出版也应共同打造学术推广交流平台，彰显我国大学学术出版水平，扩大学术出版宣传及国际影响力以实现最优互动目的。中国学术出版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土知识体系升级，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还有助于掌握内容的主动权，促进中国话语体系的正面宣传。

　　总之，我国的大学学术出版只有真正实现“走出去”，互鉴互通、互相促进，以实现和国际学术出版形成良性互动，甚至成为国际学术出版产业上的不可或缺一环，才能提升我国学术影响的全球布局能力，并在国际市场中检验出版水平。大学出版社要树立学术精品意识，深挖中国学术内容，构建中国学术传播网络平台，展示中国学术的力量，在全球学术出版的市场竞争中稳步成长，和全球学者携手共建世界学术共同体。

　　二、大学学术出版的二元冲突

　　（一）冲突的表现形式

　　大学学术出版的二元价值的冲突首要表现形式就是其产业性和公益性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传统上所说的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冲突。这一点在我国也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2020年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经济效益是指从生产建设角度来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衡量标准包括企业盈利、资金积累等。其中，大学学术出版除了涵盖产业性和公益性的二元冲突外，还囊括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学术性和商业性、流变性和固化性、垄断性与分散性、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等衍生性的二元冲突。从经济学视角去深究，不难发现，以上多类二元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主体不同经济动机和诉求而产生的多元价值冲突。

　　文化产业的公益性很早就为学界所注意，即“文化产业必须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具有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而其所谓产业性是指“通过文化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教育消费，还具有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大学学术出版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公益性更强，但也可将文化产业化视为其职能的一种延伸，更可视为传播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产业性。

　　自大学学术出版诞生以来，其产业性和公益性在价值权衡及其选择上所面临的震荡和冲突与之时刻相伴，国内国际概莫能外。譬如，斯坦福大学一老师在学校因疫情而大幅度削减对出版社的资助经费的情况下就认为，大学出版社本来就以学术传播为主要使命，兼具公益服务性质。出版社不是商业机构，不能以商业利益作为第一标准去考量其运营情况。因此，资金问题应该由大学协助解决。

　　大学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是指学术出版机构从事经济活动给社会带来的综合收益，大学学术出版的经济效益可以分为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两个层面，其中宏观经济效益实际上是“社会效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还有隐性的正外部性。大学学术出版进入到市场当中要遵循其经营规律，并找到其和公益性的平衡点，以减少冲突。需要注意的是，大学学术出版的内在价值是其公益性，即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继续去谈其所产生的产业性及经济效益。

　　具体到学术出版物来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产品，是以意识形态呈现为主的特殊商品，意识形态属性无疑是其核心的特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强调文化价值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其产业性而忽视其公益性，否则将会造成大学学术出版的双重损失。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基础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建立。而作为一种“产业”，大学学术出版具备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点：一方面，构成大学学术出版的基本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后，成为了企业或相当于企业的非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大学学术出版的利润借助于市场经营而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学术出版的利润作为经济效益是市场经营所代表的社会经济的实现途径，与此同时，社会效益也是经济效益的最终保障。

　　最重要的是，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大学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的主导地位，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并且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探索提高大学学术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科学方法，尤其是使二者相互促进的可持续性模式，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二）冲突的相对性

　　大学学术出版的二元价值冲突虽然客观存在，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只强调学术出版文化产业的公益性，那么出版社则会出现结构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出现资源配置不合理，闲置、浪费现象严重，效率低下等现象，这些现象的本质，实乃我国长期施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文化产业“成本病”所致，即包括出版社在内的文化单位不注重投入和产出、内外部效益等基本经济学规律。这些弊病严重地束缚了我国大学学术出版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产业化来实现大学学术出版的经济效率的提高。

　　大学学术出版的产业性和公益性看似互相冲突，但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那些取得不俗成绩的出版社，无不在二者间经过摸索而达成一种既精确又模糊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出版主体要强调大学学术出版的产业性，可通过市场发行而在社会流通，想办法将学术出版物进入各类“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甚至可以打造出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学术“网红”级产品，而以上这些均可以作为创新手段，可以更好地促成大学学术出版的公益性目的。

　　总而言之，唯物辩证法要求分清事物的本质和非本质，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才能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具体就大学学术出版而言也是如此，即坚持党在文化传播领域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而一旦不能较好地区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处理好一元主导与多元繁荣的关系，大学学术出版工作就会陷入僵局或走上邪路。

　　三、大学学术出版基于二元互动的平衡机制选择

　　（一）从政策的角度构建大学学术出版的相关机制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出版社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要出版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学术著作”。这为大学学术出版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但在落实过程中应避免国家政策一刀切的情况，而应该区分大学出版的不同业态（期刊和图书等），以颁布适应各地区的相应的促进政策，或者赋予当地出版主管部门或出版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以此推进不同出版模式的良性发展。

　　现行的财税优惠政策主要针对整个文化产业，而大学学术出版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现行政策中针对文化产业的相关举措仍然存在着或是力度不够或是切入点不到位等普遍性问题。未来相关的政策应着眼于有利于大学出版社的内部运行结构的各项机制建立，以将其自主性优势充分发掘和发挥。

　　（二）从法制的角度构建大学学术出版的相关制度

　　2020年最新修订《出版管理条例》是规范大学学术出版的最重要法规，为各大学出版社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保障、促进大学学术出版产业和事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法律支持。此外，已经颁布的《公共服务保障法》和正在制定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也是重要法规，要调整或增加对出版产业或大学出版的促进性、奖励性的规范内容，譬如，根据税收法定和量能课税原则，应在强调其公益性为主的基础上合理确认其税收负担能力，针对大学学术出版的优惠税收幅度应该更大，宜确立“公益出版税收减免”“公益出版促进”等制度，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促使其社会公益性达到最佳效果。

　　（三）从实施措施的角度构建大学学术出版的相关机制

　　一是要制定大学学术出版的各项机制体系，并形成良好运作模式。譬如，学术出版的质量评估机制、促进机制和管理制度，要既重视物质奖励，也注重精神鼓励，贯彻按劳分配，量化和质化相结合，鼓励编辑学者化等。

　　二是大学学术出版要坚定学术出版的宗旨。上述《意见》指出，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以及“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效”原则，相关机制的构建应遵循这一原则。

　　三是继续优化那些已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大学出版社的行之有效的相关机制，借鉴国外大学学术出版的经验，整合各方资源，努力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出版和传播品牌，承担文化传承、学术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提高国内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充分发挥学术出版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有效推动作用。

　　四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编辑团队的用人、干事的机制，重视并组建专业的学者化编辑团队，结合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特点，让其在具备传统学术的严谨思维的基础上，增强新媒体时代的创新思维意识和传播应用能力。

来源：湖南大学出版与期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