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李永强

　　内容摘要：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落实党在新时代教育方针的核心和基础。大学出版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力军，要把教材建设作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服务高等教育教学的根本地位不动摇，在导向把关、队伍建设、内容形式、质量管理等方面完善机制，努力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实现教育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的新使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建设教育强国无疑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基石和重点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新时代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新时代的教育要抓住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在新时代的教育方针，把新时代的新要求落到实处。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已经进入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的新阶段，高质量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和衡量标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全会明确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为“十四五”乃至未来十五年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围绕教育强国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建设是落实党在新时代教育方针的核心和基础，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教材体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例如，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教材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事权；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建设提出“五个体现” 要求，即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再次强调教材建设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论述反映了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新时代打造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基本观点和总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体系建设，从中央精神宣讲到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从教材建设顶层规划设计到具体政策落地实施，都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制度安排。“十三五”期间，我国教材“五大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新的教材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初步确立，新的教材规划和管理制度体系系统构建、新的教材把关体系有效运行，新的教材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新的课程教材体系基本形成。近年来，国家还加快了对教材出版管理进行战略布局。2019年以来，教育部相继出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等，这些规范性文件是当前教材体系建设的系统性规范性的制度框架。同时，教育部还发布了首批11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作为教材体系建设的落地措施。2020年，教育部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大中小学教材工作会议，确保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方面。同年，教育部、中宣部联合印发了《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和《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两个文件为在大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系统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顶层设计，同时针对当下疫情特殊情况及未来融合出版趋势提出了线上教育指导意见。同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拟奖励名单的公示》，全国共有1 000种教材、100个教材建设先进集体、200个先进个人获奖，高质量教材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一系列措施勾勒出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制度框架，标志着新时代我国教材管理新格局全面形成。可以说，高质量的教材体系建设作为教育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工作和国家事权，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教育界和出版界持续推动教材体系建设，整体提升教材治理水平和教材体系建设水平。

　　二、打造高质量教材是新时代大学社的首要任务

　　大学出版社是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而生的。1955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是为解决大学教材使用短缺而组建的。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了为期近10天的讨论会，集中探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经验，要求在全国各院校推广，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同时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批内部教材水平很高，随即提出推荐一批已在该校内部教学使用过的教材公开出版发行。但当时的社会出版力量无法及时完成这一任务，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有足够的出版能力，在此情况下，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后成立的第二家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是为了适应华东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发展的需求而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北一南两家大学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匮乏的难题。出版大学教材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任务和基本定位，这成为独具中国大学出版特色的传统，成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方向。

　　作为高校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我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通过相关部委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办法对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任务、出版性质、出版功能、工作方向等关键性问题进行明确的指导和规定。1986年，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并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指出“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其他教学用书放在首位，要把出版科学著作作为重要任务，重视专家、学者的学术著作的出版”；1988和1991年，又相继召开了两次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和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这是大学出版社的选题之源、立社之本。大学出版社也进一步明确了为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教育出版发展的新使命、新要求，国家对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做了进一步明确。2015年，《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出版是我国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力量”，强调了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工作中的三个重要领域，即主题出版、教材出版和学术著作出版，提出“要做好各类教材和教学用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物的数量、质量、结构和载体等各个方面满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需要”。

　　从新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实践来看，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力军。大学出版社拥有背靠母体大学的独特优势，与高校教学科研结合紧密，可以第一时间感知学科教学的新变化，及时把教师课堂教学的创新成果反映在教材上。大学出版社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诸多领域投入开发最大，成果最丰富，可以说是我国高校教材体系建设中最具创新能力的力量。大学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出版机构，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学生和高校教职工，在教材营销的渠道建设方面具有长期的积累和经验，是优质教材快速推广的有力保障。

　　在新中国教育出版的不同历史时期，大学出版社一直走在高校教材出版的前列，承担着高校教材体系建设的独特使命和历史责任。在新时代，大学出版社更要守正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教材建设作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教材出版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把新时期党对高等教育的新要求全面落实到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实际工作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关键抓手，从思想性、先进性、科学性、适用性等方面不断完善教材的内容与形式，推进新时代高质量教材体系的研发与推广工作，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材编写方向，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三、大学社教材建设的现状和瓶颈

　　大学出版社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规模不断扩张，教材建设成果蔚为大观，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20年，我国出版社共有585家，其中大学出版社有108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近20%，年销售码洋过亿的大学出版社有30余家。笔者在开展“高校出版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障机制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调研了9家在京有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其每年出版品种细分分类中，教材发货码洋平均占全社总码洋的52%。这些大学出版社在作者团队、编辑团队、各类评奖、市场份额、品牌效应等方面优势突出。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出版的重镇，该社1982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中心，2000年以来有600余种教材入选国家级规划教材，38种教材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148种教材入选国家级、省部级“经典教材”“精品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惠及几代学人，如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发行量达千万余册；高鸿业先生领衔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至今已经出至第8版，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写的发行量最大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规模最大的“21世纪系列教材”，涵盖了政法、经管、人文等所有人文社科专业领域，成为由近百个系列2 200多个品种构成的庞大的系列教材群，累计销量超过5 000万册，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中的代表性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实践和出版成果，是新中国大学出版社助力高校学科建设、支持教学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1年10月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是落实新时代党对教材建设新要求的具体体现，国家级奖项的设置是建立教材质量监督评估机制的重要举措。评选结果集中总结和展示了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2021年， 400种获评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的出版物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100种（其中研究生教材18种），占比25%；全国优秀教材（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总数400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117种，占比29.2%。从获奖比例和获奖品种来看，大学出版社在高质量教材建设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全国教材质量体系建设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大学出版社在发展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转企改制后，面对中国教育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良莠不齐的出版现状，大学出版社也存在一定的发展困难。从教育出版的大环境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由2015年的40%提高到2019年的51.6%，在学总人数达到4 002万。  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孕育了庞大的高等教育出版市场。以人均每年15本教材使用量、每本教材定价中位数40元计算，每年高等教育教材市场总额保守估计约240亿元。教材出版具有市场风险小、利润有保障的特点，在教材利润的驱使下，一些不具备教材出版能力和资质的出版社和民营机构以独立出版或合作出版的形式涉足教材出版。不具备大学教材出版水准的出版机构进入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领域的一个弊端，就是导致高校教材质量下降，同质化现象严重，内容陈旧老化，拼凑痕迹明显。特别是在大课公共课这类用量大、涉及面广、学术门槛较低的教材品种上，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以大学语文为例，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同名图书，竟有340种居多。大量同质化教材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在学科门类建设上又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对一些招生数量少、市场容量小的冷门学科、交叉学科的教材的开发动力不足。大学出版社自身虽然背靠大学的学术资源，但也迫于市场压力参与到这种教材开发的恶性竞争中，过于追逐利润，追逐教材出版热点专业，导致特色不鲜明，没有在特色专业领域中涵养学术品牌，教材质量堪忧。在融合出版方面，大学出版社由于经济力量薄弱，自主开发立体化、多媒体教材的能力不足，高等教育教材出版普遍缺乏新形态教材建设经验，新媒体出版远远落后于传统出版，与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建设的主体地位极不匹配。在队伍建设方面，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后人力资源后劲不足，优秀编辑力量流失，在教材研究、策划、编辑、审核等诸多方面面临挑战。在出版合作方面，大学出版社在开发大型系列教材的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政，在可合作的领域过度竞争，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开发，行业协会没有充分发挥协调作用。

　　四、新时代大学社高校教材建设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要以教材建设为工作重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主线，坚持正确方向，加强整体谋划，提高编写水平，全面推进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精品教材建设需要大学出版社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教材高质量出版机制，在教材的研究、编写、编辑、印制、发行、培训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形成全方位的高质量教材出版新生态。主要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好内容把关

　　立德树人对教材的思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高校教材建设的首要问题。新时代针对党对教材建设的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扎实推进高校思政课教材建设，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当前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相结合，要在教材中加强重大主题教育在课程教材中的细化落实，把党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优良传统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主题内容在教材中体现出来。

　　全面系统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是当前大学出版社教材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点工程。2021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制定发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是新思想进教材的行动纲领，其分阶段分学科阐述了大学阶段思政课以及学科类课程如何系统融入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今后一个时期大学出版社落实新思想进教材的重要依据。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建设中要重点解决好全面系统和有机融入的问题，重视新思想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结合，在不同学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加强教材的思想性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及时反映到教材编写中去，贴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深刻解读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大学出版社要主动参与到高校思政课建设中来，以高校大力投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思政课相关学院建设为契机，策划开发系列教材，助力国家思政课建设和改革。大学出版社还要不断提高教材建设中的质量门槛，做好内容把关；在教材策划、出版和再版修订的过程中，严把政治关和学术关，重点审核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重点审核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

　　（二）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制度保障

　　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流的教材需要一流的专家队伍和一流的编辑队伍形成合力，才能完成经典产品的开发。目前我国教材体系建设中专业人才投入教材研发力量不足，学科带头人、重量级专家、高层次人才参与教材编写的动力不足。教材专业研发机构很少、专业编审人员匮乏，优质教材编写研发的奖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大学出版社人员招聘制度不完善、福利待遇普遍偏低，对优秀人员吸引力不够，编辑流失已经成为大学出版社的普遍现象。两方面的人才队伍建设困难制约着大学出版社高质量教材研发工作的推进。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要突出队伍建设的问题导向，在作者和编辑两个层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打造教材建设的精品工程提供人才保障。在作者队伍建设上，新时代国家针对高校教材研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建立了专门的教材研究机构和教材管理部门，出台了教师编写教材的激励机制。大学出版社要抓住教材建设在高校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变化，以此为契机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和专业功底扎实、知识讲授有吸引力、教师梯队配置合理、涵盖专业领域全面的作者队伍。要发挥作者队伍在教材编写、教材审读和教材遴选中的专业作用，探索建设专家智库以为教材建设把好政治关、思想关和学术关。在编辑队伍建设上，大学出版社要不断完善人事管理制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用的保障机制。大学出版社与一般的出版社不同，以学术出版为品牌特色，要求编辑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学术水准。要加强编辑的专业素质培养，加强继续教育培训的组织落实，锻造一支爱国爱党、有责任感、有大局意识、专业基本功扎实的编辑队伍。

　　（三）强调选题质量，不断创新形式

　　大学出版社要贴近高校教学实践一线，从时代要求、学科要求、教学要求三个方面重视教材选题研发工作，不断提升选题质量。教材选题开发要重视先进性，把是否将反映学科发展的新理论、新问题、新方法及时编写进教材作为衡量选题质量的重要学术标准。教材选题开发要重视科学性，立足于我国高校数量众多、学校层次和学生层次不均衡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人才培养特色，针对教育目标的多层次性研发规划不同层次的教材，把是否满足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教学需要作为衡量选题质量的实用标准。大学出版社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以课程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合理控制教材品种规模，策划作者权威、内容精湛的各学科专业教材，减少同质低效教材的出版。

　　大学出版社要关注高校教材建设的新动向，不断创新形式，适应精品课程建设的需要。目前高等学校教材具有很强的学科特征，伴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并且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传播形式。高校教学正在经历从纸质化教材宣讲向立体化课程的转变。高校教材研发正从教学内容向整个教学过程转化，教材形式呈现出载体形式不断迭代演化的新特点。新技术和新教学理念不断推动教材从单一形式向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演进。加快教材多媒体融合形式开发是未来教材开发的趋势和方向。数字化创新是大学出版社教材建设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教学场景被广泛应用，融合教育出版进程加速，大学出版社在加快开发多形式的优质教材内容、课程和教学服务的同时，还要加强改造传统教材推广营销服务模式，以新媒体思维贯穿出版全流程，在新时代为广大高校师生提供现代化的整体教学解决方案。

　　（四）严格过程把控，做好流程监管

　　精品教材是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精品教材建设需要强化教材出版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大学出版社要做好教材出版各环节的把关，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教材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要经得起市场的持久检验。

　　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例。通过长期的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一整套保障教材出版质量的制度体系，在选题论证、编辑加工、生产印制、图书质检等各个流程强化质量管理，确保教材具有一流的出版品质。

　　在导向管理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始终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坚持三级论证、三审三校、重大选题备案、书号管理、样书送检、出版物质量检查等基本制度；制定了《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选题论证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严格流程管理，保证出版质量；在涉及意识形态把关的关键环节—选题论证和审读加工两个工作流程中，严格政治导向把关，执行政治导向“一票否决制”，坚定政治立场，严禁问题教材进入出版流程。

　　在学术价值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制定了严格的教材出版准入标准，从作者标准、内容标准等方面强化管理教材的学术质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坚持优质作者队伍建设和实现教材立体化开发战略不动摇，组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重点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开发了涵盖政治、法学、新闻、经济、管理等几乎所有哲学社科专业领域的系列原创教材，打造了由上百个系列、2 000多个品种构成的庞大的系列教材群，根据教学需要分层级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充分重视教材版本的修订更新工作，重视一线教师的教学反馈，及时把教学中的最新成果反映到再版教材中；邀请学科专家在选题推荐、论证出版、评审评价等环节为教材出版提供智力支持，为选题质量把关。

　　在编辑加工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重视学科编辑专业能力培养，加强印装质量，严格图书检查，从严消灭教材中的各类错误，确保教材质量标准高于一般出版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三审三校的主体提出了明确的任职要求，责任到人；加强专业分工，重视交叉学科跨专业审读，避免因编辑专业能力缺失带来的教材质量问题，重点教材适当增加审读次数以确保内容质量过硬；不断强化编辑队伍建设，重视编辑选拔培养和任职考核，始终保持教材编辑业务能力与水平在全行业领先。

　　在生产管理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印前检查、印装工序监督、工艺材料把关、样书送检、入库抽检等环节建立起一整套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和责任问询机制；强化质量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在印前抽查、成品书抽查、印制质量抽查等方面将质量管理内化到出版生产的全流程。质量管理部通过不同形式的检查对图书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控，组织专题讲座，定期就图书质量问题进行督导。

　　五、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在新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机遇下，大学出版社要继续秉承服务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以打造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核心，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提供强有力的出版支撑，为实现教育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