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吕建生

　　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发展之路强调产业属性，但不同于高校其他经营性、营利性产业；强调文化属性，但不是单纯的教学科研非营利机构。中国大学出版社以产业效益推动科研服务质量提高，以科研资源加强产业竞争力，有力地支持了高校的教学科研。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期待和需求，就是出版产业长期发展和建设的目标。近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书香社会、全民阅读、传统文化普及、老龄化社会阅读期待、出版业供给侧改革、中国故事全球化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出版业长期向好发展释放出更多空间和机遇。

　　“为人民做好出版”是中国出版过去和将来必须坚持的根本宗旨。大学出版社应一如既往依靠大学知识信息密集优势、专家学者资源优势、大学品牌与大学资源优势，心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践中担当更大责任，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立社初心

　　世界著名大学大多创办有实力、声誉与学校相当的出版社。大学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需要出版机构的支持和服务。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出版与传播机构。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从创立伊始，就肩负着为教育改革服务、为所属大学学科建设和科研建设服务的重任。1986年、1988年、1991年，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召开了3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重要文件，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方针作了深入探讨，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版教材和高水平的学术著作。2002年，教育部联合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结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版高等学校教学需要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工具书及其他教学用书，推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高等学校出版社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主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教育进步服务，积极出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需要的出版物，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201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充分发挥高校出版工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高校出版单位应由所在高校的宣传部门负责指导和管理”。这些文件一直是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是大学的无形品牌，大学出版社是大学的有形品牌，是大学精神与文化传承的具体表现和延伸拓展。根据相关政策，目前大部分大学将出版社出资人划归到学校资产经营公司（或其他名称）。如果简单地把出版社等同于高校其他校办产业来管理和要求，势必会背离大学出版社成立初心，削弱大学出版社承担的服务科研和学术的功能。因此，重温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至关重要。

　　大学出版是中国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力量。多年来，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都坚持服务于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办社方向，对推动中国教育质量的普遍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大学出版社是伴随着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民教育快速发展的“人口教育红利”，大学出版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质量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后，知识需求旺盛，大学出版社纷纷建立，及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知识需求。21世纪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义务教育薄弱校改造、职业教育振兴行动、学前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等一系列教育创新改革中，大学出版社都主动融入、积极配合，勇敢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深度参与了每一个重大教育改革工程，组织了一流的学者、专家，从课程研发到教师培训、从教材出版到数字资源开发，推进教育协同创新，承担起课程改革、人才培养、学术繁荣、社会服务等使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出版的核心力量。

　　当前教育界正在为全面推进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而努力。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应突出强调服务全国教育大局的使命，突出教育出版主体作用的担当意识，在推动中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社会的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发展原则与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版业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出版产业化属性得到释放，特别是出版机构的转企改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经济规模迅速增长。但出版物作为特殊的商品，既有市场交换、实现再生产的产业经济功能，还有引导舆论、教育人民、巩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阵地的教化功能。正确处理文化产品“两个效益”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始终高度重视的原则问题。

　　从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到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的党中央报告，均对“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表述做了强调和完善。这些重要论述的逻辑一脉相承，目标指向一以贯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创作与出版工作生产规律的科学认识。“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重要文件，从出版工作的发展目标、体制机制的构建，到社会效益量化考核具体规定和导向错误的“一票否决”制度，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目前，大部分大学出版社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积极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推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内部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形成体现大学出版文化企业特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在落实“两个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学出版社的上级管理部门应把“两个效益”相统一、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确定为考核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首要原则，大学出版社应把这一原则坚定地贯彻到出版实践活动中。

　　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40年来，中国图书出版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年出版图书由万余种增加到30余万种，图书销售额由10亿元增长到近千亿元，图书市场从一书难求到图书供给极大丰富，中国发展成为全球出书品种与印数最多的出版大国。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尽管成立时间短、基础薄弱，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高校的教辅事业单位，到实现企业化运营管理，再到转企改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取得了非凡成就，涌现出一批综合实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也涌现出一批以专、精、特为特色的专业大学出版社。

　　应该说，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坚持深化改革中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这条特色之路，既不同于欧美大学出版社走纯粹的非营利学术出版之路，也不同于日本大学出版社“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的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发展之路强调产业属性，但不同于高校其他经营性、营利性产业；强调文化属性，但不是单纯的教学科研非营利机构。中国大学出版社以产业效益推动科研服务质量提高，以科研资源加强产业竞争力，有力地支持了高校的教学科研。这都是中国大学出版社坚持实事求是、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文化建设事业，与中国出版业同呼吸、共改革总结的经验、取得的成就。中国大学出版业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逻辑，既不应该退回到过去的事业单位性质，也不应该脱离母体大学完全交给市场。只有不断深化大学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才能进一步促进出版生产力，推动大学出版取得更大成就。

　　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的先行基础是打造出版强国。

　　数据显示，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和《科学》刊登的论文的第一作者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大学；四分之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大学教授；80%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就职于高校；60%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来自大学。大学是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交融与碰撞的场所。

　　大学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大学出版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大学出版社依靠大学资源，既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和科研成果传播，又坚守底线、守土有责，在教育出版领域承担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同时，在文化教育类选题中，主题出版成为大学出版领域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在服务大学多元文化表达的基础上，坚持彰显主流价值的出版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发挥产学研机构人才培养作用，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是新闻出版行业“十二五”规划以来人才建设的重要途径。坚持产学研一体化原则，能够推进编辑出版教育和培训机构、科研系统和出版企业实现深层次合作，落实高校企业和高校出版专业互相任职、职称互认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中的特殊优势，积极推进大学出版社业务发展，培养出版行业人才。

　　“十二五”以来，出版业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为中国出版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主导建立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体系，面向全国数十万图书、报刊及新媒体从业者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同时建立了出版行业从业者准入资格考试制度。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建立了出版学历教育培养体系，目前全国百余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发行、印刷、出版管理等专业，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4个层次相对完整的学历教育培养体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北京印刷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高级人才培养基地。许多高校与出版企业联合建立融合出版实验室、科技与标准实验室、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等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坚持产学研一体化原则，同时有利于推动高校教学与研究成果的转化。大学出版社要与学校院系建立畅通的沟通协作机制，深度参与学校的教学与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一些擅长教学、科研的大学教师忽视研究成果的转化，导致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开发与社会化宣传。大学出版社应当切实肩负起教学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建立教学科研成果出版与转化机制，打造有影响力的IP运营项目，将优秀的教学科研成果第一时间传播出去，服务于社会。

　　展望与建议

　　“十三五”以来，党和国家将教材建设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建设工程，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完善教材编写、修订、审查、选用、退出机制”。教育部近年来先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等文件，提出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国家课程到地方课程，教材建设的重要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已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的高度。

　　大学出版社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推进的教育创新和教材改革活动中，依靠大学的专家资源、教学资源、研发资源、培训资源等，积极参与教材研发和教材出版，形成了较强的教材出版能力与独特的资源品牌。

　　在新时代，以教材出版为核心业务的大学出版社必须要有政治自觉和大局观念，服务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新需求，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准确研判教育教材领域综合改革新形势，做好谋划布局。在选题研发中，要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认真梳理教材规划调整的新需求，在促进国家教材体系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方面花力气。在呈现形式上，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并创新教材载体，以教材变革积极引导教学方式的变革。在组织机制上，要全力动员大学的专家资源和学术资源，参与国家教材研究基地建设。

　　新时代，国家和行业管理部门一定会全面推进国家教材研究基地建设，这项工作离不开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同时，大学出版从业者要积极呼吁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政策支持，相关主管部门应为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建设和出版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平台。

　　同时，大学出版应进一步加强主题出版与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方面的出版规划，提升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大局的能力。自200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提出实施“主题出版”工程以来，新闻出版业围绕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坚持导向，坚持创新，唱响主旋律，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出版了一大批政治导向好、学术价值高、艺术性强的精品力作，社会反响良好。“主题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前，主题出版逐渐进入“调整及成长期”，大学出版应该立足自身优势，在坚持主题出版严肃性、学术性、专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主题出版大众化、普及化、精品化，策划能够发挥所属大学学科优势与自身出版优势的主题出版项目，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自2017年教育部启动“双一流”建设工程以来，中国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创新力不断提升，作为学术科研成果的出版和传播机构，大学出版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同时，大学出版社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更有压力的人文科技创新任务、更具挑战性的科研成果转化与对外传播形势。大学出版社应认真研究和分析部署，以积极的态度、灵活的策略、先进的技术迎接挑战，全面细致推进各项工作。

　　首先，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要进一步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和改革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其次，大学要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纳入到母体大学整体的教学科研规划，将出版服务和学术成果传播统筹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大学出版社要与时俱进，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全球的视野来审视问题，积极主动谋求更大作为，在“有为”中争取“有位”。大学出版社要抓住时间窗口，在薪酬机制、人才队伍、产品研发等方面推进深度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大学出版社只有进一步聚焦和回归大学教学科研，做好思想交流与科研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与协调者，做好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组织评定者、保存者与传播者，为大学教学科研及学术交流传播提供更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中国才会产生与世界一流大学匹配的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业才能够谱写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3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再次强调出版传媒行业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学出版要做好融合创新，必须紧紧围绕技术赋能，提升传统出版内容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重新定义和挖掘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出版转型战略，统筹推进数字出版工作，将融媒体战略贯穿到出版全流程环节中，只有建章立制、匹配资源，才能扎实推进。其次，大学出版人要跳出传统出版的思维框架，对大学的专家资源、课程资源、作者资源、教学资源、品牌资源等进行盘活与重构，依靠大学开展特色化、专业化的科研传播与推广活动，充分挖掘大学蕴含的知识产权新价值。第三，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借鉴新闻传播领域全媒体融合思维，深入研究“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知识制造商与知识服务商的本质区别，将业务聚焦点由“产品”向“服务”转变，构建互动性强、资源丰富、学习便捷、持续跟踪服务的终身学习解决方案，完成从知识制造商向知识服务商转型。

　　从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企业竞争越来越表现出极大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要求商业模式和组织思维从独立竞赛向联合共赢发展。全国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和地方性出版集团分别从全国和地方市场发挥优势，通过行政主导或资本运作的方式，完成了资源和市场整合，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剧。同时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迅速推动了新兴出版市场的崛起。进入新兴出版领域的不仅包括互联网商业巨头，还有高科技公司以及大型资本集团。腾讯、阿里、百度、中文在线、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相关企业都在数据库建设、移动阅读、数字出版、在线教育等领域广泛布局并取得了较好业绩。在传统出版市场垄断化加剧和新兴出版市场跨界化竞争的背景下，单体大学出版社只有走联合发展之路才有可能应对外部环境、提升自身竞争力。

　　从大学出版依赖的内部资源看，大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协作已经成为常态，为单体大学出版社的联合与协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当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版和推广，需要来自不同领域和高校更多学者的联合与协作，同时资金、技术、人才的压力以及避免选题重复的实际需要，都促使大学出版社应该尽快将联合发展、资源共享提上日程。

　　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不同出版社发展情况不尽相同，整体呈现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产品结构趋同化等现象。在学术著作及重大项目出版、数字资源建设、新媒体平台建设等方面各自为战、势单力薄，缺乏有效的联合协作，导致大量低水平、同质化的内容和平台重复建设。同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难以解决技术瓶颈、人才短缺、资金有限、盈利模式欠缺等制约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学出版共建共享的联合协作还可以有效规避大学社之间的非良性竞争、推动大学出版业整体出版能力与出版质量的提升。

　　大学出版共建共享合作模式的建设可通过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教育部社科司、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指导，大学社根据地区、专业、性质、学科特长等共同点主动作为，实现资源、人才、机制、技术、渠道等不同优势的互补共建，形成大学出版社之间的若干出版联盟。同时，也可以借助各类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专家委员会等官方及民间学术机构，不同类型、地区大学出版社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合作共赢。通过长期合作、项目合作、学科合作等多种方式，互助共商，规避劣势、放大优势，共同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联合协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基于市场机制和项目需要，也可以立足资源、人才和技术的互补，从虚拟合作或单一项目开始，逐步走向实体联盟。

　　（本文作者吕建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玉山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于《中华读书报》2023-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