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者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 le Découvreur）从海上来。他身着铠甲，站立着，手里拿着欧洲的定向仪，身后的舰队是用来向西方运送来自某个天堂的珍宝的。他面前是一位赤裸的斜躺着的名字叫“美洲”的印第安妇女，尤为特别的是，在这不知名的妇女的周围，各类动、植物都透着一股异域风情。序幕由此拉开。坐在一根木柱做的门槛上惊诧了片刻之后，这位征服者便开始“书写”这位妇女的身体，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历史”。通过自己的加工和想象，他将自己的这种历史装扮成为了一首刻画细腻的颂诗。这就是“拉丁”美洲。 这种色情的、尚武的情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体现了书写在西方的一种新用途。不过，杨·梵·德尔·斯特拉特（Jan Van der Straet）的作品也刻画了人们面对这片土地时的诧异之情，其中的维斯普西是第一个准确判断这是一片“新大陆（nuova terra）”、一个地图上并不存在的新大陆的人。这块不为人知的大陆注定要被标上发现者的名字（Amerigo）。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武力来说话的土地垦殖。这就是“征服者的记述”。它要把这个新“世界”当成一张白纸（未开化的），并按照西方人的意志在上面进行书写。它要将别人的空间也变成自己生产体系的扩张领地。 西方所记述的历史就是在记述的主体与客体相脱离的情况下、在“书写的意志”与“被书写的身体”相背离的情况下形成的。《历史书写》（Lécriture de lhistoire）是对作为历史实践的书写的研究。 四个世纪以来，每个科学活动都是以自圆其说（以“恰当的”语言和话语）为特征，而且这类自圆其说能够改变事物、改变从事物中历练出来的人物（依文本而言，这是周边世界的一次改革或革命），《历史书写》则是关于这种自圆其说的“现代”史。因此，首先要将本书看成一个系列的研究，它们旨在阐述书写这种实践的时代变迁，例如在16世纪，“人种志”的书写便历经了“未开化的”、“原始的”、“传统的”或者“大众的”等一系列口述特征，在本书中，我将其归为其他类（见本书的第三部分）；基督教书写在17—18世纪的演变中，呈现出一种纯粹是“表征”或“迷信”的宗教宇宙观，这已被用来构建人类历史的伦理体系，且其还在实践中被边缘化了（第二部分）；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文字实践，在临近20世纪之际，书写又回归到了被压抑着的相异性（第四部分）；本书的最后便是介绍现实中的历史编纂学的“工业”体系，它表述的是在社会经济生产领域里，一系列精专的规则以及叙述或文本的构建（第一部分）。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本书还补充了发生在18世纪末期的一种“明晰的”、革命性的、雅各宾党人的有关文字合理性的抗争，以便讨论方言口述中所特有的摇摆不定的语言表达。 对这种完全依从线性时间来进行重构的编年学而言，弄清楚“现在”看来更为合适一些。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去研究领域、素材、步骤等“特殊性”（这也是“现代”历史编纂学要面临的东西），并依照这些来分析文字书写以及各“方法论之间的差异”（符号学的、精神分析的等等），这就为向西方书写的发展进程中注入其他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书中的各个篇章，作为战略性的观察，每一篇都有自身的规律，如社会认识论方法（第一部分）、史学方法（第二部分）、符号学方法（第三部分）、精神分析方法（第四部分）等。摒弃虚幻的无所不包的元语言，为的是要暴露“狭隘的”科学阐述和其所阐述的但却不充分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要避免那必然是独断主义的虚构，这种虚构会使人盲从“言之确凿”的事实，要摒弃隐藏着的作为历史编纂学研究先决条件的哲学幻想。谢林（Schelling）曾满怀豪情地宣称“真实地叙述事件是我们的天职”，这就是处在哲学幻想下的勃勃野心。这种叙述是欺骗人的，因为它是以真实为名行炮制规律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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