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农”、“农民”与“家庭农场” “小农”在世界历史上由来已久。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小农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两个典型。传统华夏文明号称以农为本。农民在“四民”中地位仅次于士而高于工商业者。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小农更被视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象征。实则历朝历代的“小农”都是专制王朝的“编户齐民”。像秦朝末年那样“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不给农民一点活路，或许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历代王朝层层加码刻剥农民，形成税赋“积累莫返之害”，即秦晖先生所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却是不争的事实。 统治者对农民既征其税，复役其身、强行迁徙或固着其身，农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小农经济”其实徒有虚名。小农甚至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他们跟近现代受民法保护的身份自由的独立小农不能同日而语。 东亚农耕地区自古以来人口众多，农村土地关系紧张，历来有农民小块土地经营和精细耕作的传统，这种情形迄今没有根本改变。笔者曾以当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个案来看东亚现代化历程中的小农经营模式，这是因为：战后台湾和韩国都有一场消除传统地主所有制的土地改革。台、韩所推行的都是在平均地权基础上的小农制度。发展战略学家因此而把台、韩同列为“基于单一(小农制)战略的制度原型”(prototype examples of systems on a unimodal strategy)。 从所有制角度对它们的研究，显示了传统租佃制下的小农与土改所造就的现代自耕小农的区别。农业经济学家对小农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经营角度所作的研究。如台湾学者张德粹就认为：“小农经营制亦简称小农制，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内的大多数农业经营单位是很小的……这里所谓‘制’，并不是政府命令所规定的制度，亦不是由人民立法所定的法制，只不过是形容全国多数农场经营的方式。决定这个方式的基本因素是全国农民数和总耕地面积的比率。” 关于韩国和台湾农地制度演变的详细讨论见本书后半部分。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马克思曾经列举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的古今两种小农所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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