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清华国学院）一书，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现任五位教授撰写的一组文章纂辑而成。五篇文章本非为同一议题撰写，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全球化的背景和全球史的视野。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国际环境中，全球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全球史可视作一种史学方法论，旨在打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以世界一体的宏大视角进行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全球史亦并非一定以全球为研究单位，相关的研究往往多以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考察某一具体历史对象。本书中的五篇文章，正是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全球史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刘东的《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主要从宏观的角度阐述“全球化”一词所包含的复杂内涵和多层面向，并着重对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及未来发展加以解读。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侧重从文明交流的角度，勾勒出从上古至大航海时代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其他古文明之间从未间断的交流、融合与互动，突出了古代中华文明在对外传播和吸纳上的深广，并对在其时掌握了先进航海技术的中国人不能发现新大陆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李伯重的《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强调明清时期的中国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过去认为整个明清时期特别是18世纪前中国就处于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的状态的偏见，给予了有力的驳正。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着眼于中国民族边疆问题，通过梳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国家建构的形成、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以及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在当代所遇到的困境，说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并进一步揭示出当今中国的边疆政治与民族关系从历史维度可以得到的启示。陈来的《全球化时代的“理”与“势”》则运用古代儒家历史哲学中“理—势”的概念，分析在全球化这一不可拒的历史大势下，全球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应如何以“理”与“势”相抗衡、相谐调。

　　五篇文章的内容广泛涉及了全球化交通与贸易、文化碰撞与交流、民族分离与交融等宏大的主题，皆注重对以往研究中的误区进行检讨，特别针对源于“西方中心论”而形成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偏见作出了理性的辨析和适度的修正，这在李伯重、陈来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研究方法上，五篇文章充分调动了分子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学术方法，对新近发现的材料和前沿的研究成果也有清楚的把握和自如的运用。由这些特点来看，该书中的诸篇文章无疑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为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范例。

　　“述往事，思来者”，无论中西，更好地理解当下和展望未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在进行历史叙述和学理分析的同时，亦明显带有现实观照。刘东指出，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时，需要保持积极敞开的姿态，只有在活生生的、彼此渗透的文化对接中，才可能实现融合与跃升。李伯重有鉴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由盛而衰的历史经验，提出中国经济基础之长在于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短于自然资源，因而不光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改善资源匮乏的局面，扬长避短，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姚大力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必须超越早期民族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观念，应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同时又要赋予少数民族一定的特殊的权利。陈来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需打破过去将西方文化看成普遍主义，东方文化看成特殊主义的成见，建立起“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此为原则处理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才能使全球所有的文化都相对化、平等化。相较之下，只有刘迎胜的文章没有直接表露出多少现实针对性，但是我们仍可从中读出多重启示，如跨文明的交流、互动对于塑造当今中国民族、文化特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前后中国和其他古文明相较互有短长，简单地认为中国古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其实是相当片面的等等。在全球化已成为了不可逆的潮流席卷到世界各地，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探究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已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切。

　　“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是上个世纪老清华国学院建院之初即提出的研究宗旨；“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也是几年前清华国学院复建之时宣扬的治学精神。《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付佳）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清华大学国学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