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缅甸岁月》的创作主要是基于第三个动机，即“想要了解事情的样貌、挖掘事件的真相，并将结果留存下来，以流传于后世”。小说建立在奥威尔本人在缅甸的经历，呈现一个较为真实的充满了对殖民地矛盾情绪的奥威尔。

谈到乔治·奥威尔，大家再熟悉不过他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了，但知道《缅甸岁月》的人却相对较少。这是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34年。我倒是觉得，相比起上述两部经典的政治寓言，《缅甸岁月》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奥威尔。小说故事建立在奥威尔本人在缅甸生活的经历上。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来到了缅甸，当了五年的殖民警察。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奥威尔看到了一些东方人的愚昧、势利、奴性等劣根性，同时自己又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这些情绪都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以至此书一开始就在印度被禁止发行。

小说中不管是当地土著人的形象还是白人萨布（老爷）的形象几乎无一是正面的。但即便如此，整本小说还是充满了奥威尔对殖民地的矛盾情绪，他虽然同情被殖民的东方民族，但代表他本人的小说主人公弗洛里在白人萨布被土著包围之后，还是充当了保卫白人阵营的角色。弗洛里厌恶白人萨布的那一套作风，却又摆脱不了它对自己的影响。奥威尔本人也在从事五年殖民地警察的工作后，在矛盾之中最后选择了辞职，即使他以后要面对的是巴黎和伦敦最底层的生活。在这里，我不想透露太多小说的内容，正如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乌克兰版的序中说的那样，“如果作品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而这本《缅甸岁月》绝非失败之作。

翻译这本小说，对我来说既是荣幸，又是挑战。书中保留有相当数量的非英语词汇，包括印地语、缅甸语等等。这着实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奥威尔这样的处理，让我想起了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以及《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这两本小说中也保留了相当多的达利语和普什图语，为的就是让读者切实感受到更加真实的阿富汗。那么，在《缅甸岁月》中保留印地语、缅甸语，想必也是要为读者呈现最真实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生活。于是，我和本书的另外一位译者张旸先生商讨过后，决定尽量保留这样的“异国风味”，不去剥夺中国读者了解当时那种真实殖民地生活的权利。翻译本书的另一挑战，便是书中出现的诸多典故、名言，以及文化特定词。这些概念对于大部分中文读者来说是陌生的。那么到底要怎样翻译奥威尔这种引经据典的描述呢？无非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 a中提出的两种办法：“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去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译文读者，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最后，我们两个译者商量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奥威尔，让本书的读者向他靠拢。于是在碰到这样的内容时，我们采取的方法多为保留原意，再作注解。这样做的理由有二： 一是要在中文中找到恰当的比喻、典故以求让中文读者的感知与英文读者的感知达到一致实属困难；二是选择读奥威尔的读者，大多不光满足于了解他笔下的那个单纯的故事，也一定希望多去体会这位大文豪独特的文风以及幽默感。

其实一本书的译者序本没必要赘述过多，只需将读者读本书之前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交代便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先在译者序里澄清我们的一些翻译策略，好让读者更好地调整，达到更佳的阅读体验。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 （Why I Write）一文中总结了四个写作的动机：完全的自我中心、热衷于美的事物、基于历史的使命、政治性目的。很多读者会同意奥威尔多数小说是出于政治性目的而创作的，但我想，这本《缅甸岁月》的创作主要是基于第三个动机，即“想要了解事情的样貌、挖掘事件的真相，并将结果留存下来，以流传于后世”。当时的奥威尔政治观尚未完全成熟，他是用自己的文字在摸索，内心充满了困惑、矛盾与愧疚感，但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之后仇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观打下了基础，让他对自己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促使他创作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动物庄园》和《1984》。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的黎翠珍教授，在本人翻译过程中为译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感谢我的缅甸朋友，香港大学的Wai Yan Phyo同学，为我们翻译缅甸语以及当地各种方言提供了帮助。同时，也特此感谢本书的另外一名译者张旸先生，与我一起完成了这一挑战。最后，我希望将此译本献给张旸先生与我共同的恩师——外交学院范守义教授。

郝爽

2015年4月于香港浸会大学

(本文编辑 eliza)

来源：百道网 201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