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本书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用西方历史社会学界的方法，来透视中国史的问题。本书非常明晰且坚实地为我们架构了一个以历史社会学去理解国家的理论框架，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权力与体制的探讨可以在新书中寻找答案。

这本书由15篇文章、访谈组成，基本都已在专业学刊上发表，涵盖了赵鼎新近年来关于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家问题的绝大部分思考。虽然编者根据文章的内容，将其命名为“中国历史的模式”和“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但读者完全可以将这两部分定义为，以中国为背景的实证分析和以欧洲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方法论讨论。虽然看上去是两类话题，实则都是要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用西方历史社会学界的方法，来透视中国史的问题。所以，就算是在讨论中国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赵鼎新使用包括中世纪、基督教和自治性城邦等欧洲史的实例，来进行对比分析。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对加州学派的系统性批评，以及对包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塞缪尔·E·芬纳（Samuel E. Fin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学者关于国家战争问题观点的梳理。特别是在批评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于与欧洲繁荣程度高度相似的中国在十八世纪为何未能迎来工业化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赵犀利地以中国与欧洲相似的繁荣程度背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来证明了前者的众多盲点，并对大分流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思想形态的和超脱于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革命视作是正面进步这一意识形态的解答（当然近日彭慕兰也在媒体上作出了系统性地回应）。

书中的缺憾也同样明显，限于原始发表刊物体例和字数的限制，以及演讲实录所存在的不准确性，赵鼎新关于很多大问题（如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未免过于粗疏，很多时候举证不乏“六经注我”的片面，而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缜密和对历史现象更为全面的考察。当然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治学风格所导致，尤其是中国唐代以前的史料，以社会学对研究样本的数量、代表性乃至质性材料的内容厚度来看，未免显得相对匮乏且真伪难辨，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如何进行合理地组织和阐释来“再造历史叙事”，就如同刀尖起舞，稍有不慎，整个立论的基础就会被打破。

在这个意义上，赵鼎新本书仍然非常明晰且坚实地为我们架构了一个以历史社会学去理解国家的理论框架，而更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权力与体制的探讨，或许我们只能在他的新书中寻找答案了。

来源：百道网 2015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