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实秋说：“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怎么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于是，临近春节，在外漂泊谋生的游子就聚成一股股回家的大潮，人人心中对乡情的执着在归途中尤为强烈。可是，当我们回到家，吃完了那顿期待已久的年夜饭后，心里却不期然地生出一种落寞，午夜县城里燃放的礼花爆竹似乎再也与我们无关，正月初几在小城的街上闲逛，看到三五小孩拿着各式各样的炮仗玩耍，心底的落寞似乎也越来越重，对于年味的期待好像再也找不回了。

但古早的回忆与风情却被文字收录起来，它保留了我们逝去的记忆，让我们可以在其中重温儿时的纯真。《乡愁中国》就是这样一本书，在作者行文中，他不仅勾勒出春节的细节，而且那些与过年有关的对人的描写，都尤为打动人心。

小时候，过年在小小的我们心中有一份特殊的意味，这份神秘在年三十的那天尤为明显，就像作者王向阳所写：“记忆中，大年三十早上起床，妈妈给我穿上新衣服。我一溜烟地跑出家门，心急火燎地去找小伙伴，比一比谁的新衣裳好看，然后燃放小鞭炮。

吃过中饭，妈妈烧水蒸煮一个猪头、一副大肠粽、一根猪尾巴、一个蹄、一只鸡，还有一些家乡的点心，譬如馒头和年糕。这时候，家家户户都飘散着诱人的肉香。

下午三四点钟，全村的公祭活动——谢年开始了。在村庄的公共场所——堂楼里，卸下一排门板，搁在四尺凳上，作为祭台。这时，妈妈把煮熟的猪头和鸡鸭从锅里捞出来，放在托盘上，叫爹端到堂楼，准备让神灵和祖宗享用。托盘里的祭品有猪头（嘴上咬一根猪尾巴）、全鸡、白里点红的馒头、浑身通红的杨梅、两小碗白米饭和一壶米酒，还要在猪头上贴红纸，插一把菜刀，大概是让神灵和祖宗切肉用的吧。”

读到这些似曾相识的情境，好像儿时懵懵懂懂又充满好奇的心理一下子在内心深处复活了。还有诸如这样充满年代感的细节：

“小时候，供销社的生活用品门市部里有历书出售，八分钱一本，六十四开本里面有不少春联。农家写春联大都参照历书，依样画葫芦。很多人家在客厅里贴一张毛主席像，横批是‘毛主席万岁’，对联是‘阶级斗争永不忘，永远跟着共产党’，或者‘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要靠共产党’；再则是毛主席诗词，譬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也有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有把焦裕禄书记说的‘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成‘浦江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只要改个地名，全国通用。”

如今时代不断更新，繁华的大都市里，除了渐渐衰老沉默的老一辈，或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供销社了吧，对于在那样年代背景里长大的人来说，这些时代的记忆注定随着时代浪潮的不停地向前涌动而离人们越来越远。年轻人一代接一代的站上历史的舞台，所有这些有年味及时代感的东西注定要成为一批人永恒的记忆，时间的不可逆转叫我们只能在文字里回顾当年的自己。

不仅如此，我们还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时代从来不会慢下脚步，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那些温情又纯真的乐趣注定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当我们随着时代的步伐一同往前，再想回首过往的欢乐时，不仅环境变了，连人的心境也变了，不是年味越来越淡，而是人的逐渐长大，历经万方，世味儿尝得越来越浓了。简单、淳朴的快乐似乎已无法再满足人们被惯坏了的胃口。

所以，在越来越多的人超前走，越来越多的新人出现在时代幕布前时，一点点温热的文字都足以宽慰我们怀旧的心。

当然，我们除了能在书里找到情感的共鸣外，也能读到许多民俗风情随时代更替的演变，如： “文革”以后，春联的传统味道浓了。横批写“国泰民安”、“紫气东来”之类；对联写“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之类；大吉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除了大门，窗户、床上、灶头、猪圈都贴春联。

十年“文革”后，农民的传统文化修养大不如前，有的春联闹出笑话。大门上的横批，错得千奇百怪：“元亨利贞”错成“元享利贞”，“千祥云集”错成“干祥云集”，“财源茂盛”错成“财源茂成”。

到了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村里的一位初中生奔走相告，说按上面的最新精神，春联的内容大变样，不写“继续革命”，改写“改革开放”了。

从这三段描写中，我们就能看出，在生活的土壤里，根深蒂固的民俗民风是如何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不断发生演变的。而书里又何止这三处呢？传统佳节的年味，趣味十足的习俗在文字中复活，又尘埃落定。可以说，《乡愁中国》试图通过文字建构我们逝去的世界，在我们找到共鸣时，又力图为我们解释这一切发生过、正在发生、还有将要发生的变化。

来源：百道网 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