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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历史的弯曲与折痕

——读李德清《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

王培军

2003-06-03 15:19:39 来源：

　历史在伸向未来的途中，必然受到各种外力的作用，发生曲度不等的弯曲，并留下不规则的斑驳折痕。历史学家为了考察、复原历史原貌，就必须从其折痕间撷取切片加以分析，来揭示历史的弯曲及其背后的作用诸力。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历史的发展就像受力物体的位移，同样遵守力学平行四边形法则。这显然是从古典力学得到的启示。不过他把历史发展与受力的关系，从一个平面系统加以考虑，不知道历史所受诸力远较此为复杂，所见未免过于简单粗率了。

　当然考察历史的受力应变规律，相对于物理学的应力分析来说，那要更加困难得多。因为历史是一个庞大的抽象之物，不像物理学实验的应力试杆，可以方便地由试验者观察。所以到今天为止，史学家还不曾得出任何定理或公式，像在物理学中那样明晰准确，人人能够同意遵守。虽则如此，对历史这个不可手触的庞然大物，作任何局部或琐碎的研究和分析，毋庸置疑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历史地名避讳是历史弯曲中留下的遗蜕之一，从它可以窥见封建皇权之于历史发展的畸形作用，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自然是值得学者花费大量精力的，尽管有时候它琐碎到令人心烦头痛。避讳是中国史的特殊现象，据《礼记》“礼不讳嫌名”，《左传》“周人以讳事神”等语，可以知道大约起源于西周时期；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状态，至民国时代始告结束。就是说，避讳几乎贯穿了中国史的始终，借用旧小说批点中的话，可说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它对古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近华东师大出版社所出《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一书，则是对历史地名避讳资料的专门归辑和考证。有关历史地名避讳的研究，从宋代王《野客丛书》、周密《齐东野语》就已开始，到清代学者更臻于精详邃密，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以至近人陈垣《史讳举例》、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等，都有不少的精辟考论。但是所有这些考订，都还只是一些零星的东西，不构成历史地名避讳学的系统。而此书作者李德清先生，不惜花费二十年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爬梳抉剔，网罗散见古文献中的地名避讳资料，通过精心的编排与精审的考证，著成这部带有辞典性质的历史地名避讳考。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他从前在复旦大学师从谭其骧先生时，即曾参加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后在华东师大古籍所整理《新唐书》、《文献通考》等书，遇到许多地名避讳的问题，一直留心积累此一方面的资料。从这可知作者在此方面所费的时间和所下的功夫。

　且随手举一个例子，来管窥其书内容之一斑。书中有“雁门县”条，“雁门”在西汉时本名“广武”，《元和郡县志》以为避太子杨广讳，隋开皇十八年改为今名。作者先列举《隋书·杨勇传》等六条证据，说明杨广开皇十八年还是晋王，二十年始以杨勇被废而继立为太子，以证明改名“雁门”非为避太子讳；复举《地理志》等所载开皇十八年，有将不带“广”字地名改为带“广”字者六条，以证明《元和志》所言实属不可能之事；并纠正自宋代《太平寰宇记》以来，直到晚近辞书如《辞源》、《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等的沿袭之误。从这个例子可以见出作者考据的功力。读中国古籍的人都有体会，秦汉以后地名变迁因避讳而变得异常复杂，这就不可避免地给阅读造成理解上的各种困难，作者自谓要“为读者阅读古代文献资料释疑解惑”，为文史学者的研究开道搭桥、扫去障碍。根据前面的这个例子，可以断定作者此书实堪胜任，能够实现他的为学者做先锋的愿望。

　因为要把“散见于文献中”的所有地名避讳全部收罗，作者对有关资料就不免贪多务得，“不问其正确与否”、“尽可能地”加以“汇辑”，而对前人著述中的成果亦尽量加以吸收。就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把不少并非避讳改名材料也收来，以致稍有“市瓜拣肥、买菜求益”之嫌。例如山阴县、广羊县、广济县、马江县等条，都是当时有两地同名而避改，根本不能列入地名的避讳之内。陈垣《史讳举例序》云：“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可知避讳原有严格界定，同名之改与避讳之改绝不可视同一事。假如作者能把这些材料割爱舍弃，读者也许就会少些批评苛贵的藉口。

　最后顺便指出两个作者疏忽造成的错误。前言中作者提到前人考史著作时，把《陔余丛考》作者“赵翼”写成了“赵一清”。赵一清精于地理学，校《水经注》为戴震所窃，不闻其著《陔余丛考》亦为赵翼所窃；赵翼另有《廿二史札记》，有人说是窃自某老儒所著，但也不闻其《陔余丛考》亦为别人代做。这里显然是作者记错了。正文中有“万岁县”条，作者引“严若璩据《晋祠唐太宗御制碑》碑阴所载”，大臣李勤名中已去“世”字，以证唐贞观末年已开“二名偏废”之例。这里或许是转引《日知录集释》“阎氏曰”，而误书“阎”为“严”字所致。清代学者没有名“严若璩”的，只有以《尚书古文疏证》著名的“阎若璩”，阎著《潜邱札记》卷五驳顾炎武“二名不偏废”说，确曾引到晋祠唐太宗御制碑碑阴所载，其文与此处所引大致相同。不过这类粗心的小错误，不能掩盖此书的大成绩，读者不必因瑕毁瑜而致讥词，因为照颜之推的名言说，书里的错误就像秋风下的落叶，没有谁敢担保扫得干干净净。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3.5.23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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