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曾专门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区分了“狐狸型”和“刺猬型”这两种知识分子及其观念差异。

    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碎片化的不同事物，但刺猬却能聚焦，把每个相关事物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因而，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伯林评价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以为是刺猬。

    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感觉都像在说自己。

    看起来每天在文献里披沙拣金，在书房里撰写论文，在研讨会上发表观点，已经貌似一个有着专业研究领域的刺猬型学者，但实际上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渴望拓展知识边界，而不甘于在一个领域里皓首穷经的文人。

    相比于刺猬，我更愿做一只思想的狐狸。

    前段时间，看到刘瑜给7年前的杂文集《送你一颗子弹》写的再版序。她说，写作，犹如佛教中的沙画，全神贯注地创作，然后再一把将其抹去。

    速朽，正是创作的目的。

    因而，她会与这类文字告别。在诸多身份之中，她最终放弃了那个文艺青年的身份，而选择了女教授的那个自我。

    而我，则恰好相反。岁月渐逝，马齿徒增。我却越来越追求一种多元的人生。我坚信，所谓的精彩，就是让自己无法归类。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

    甚至，我有意在陈虎和陈少文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以让自己的生活，在理性和感性、在学术和思想、在严谨和灵动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某种意义上，如沃居埃所言：我，是英国化学家的头脑与印度佛教徒灵魂的奇异结合。

    我知道，这种性情，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我获得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为一个在专业领域里有着公认建树的优秀学者。

    但是，我更知道，每一次对外在标准拙劣的模仿，都会让自己面目全非。

    我更像是一个游牧民，喜欢四处征战借以拓展知识的版图，而非安居一隅，不再渴望迁徙。

    这中间的区分，非关能力，只涉性情。

    而这部作品集，正是这种性情而非才华的产物。

    承蒙知函兄错爱，倡议并鼓励我出版这套个人作品集，本应推脱，但想起早年阅读陶潜，看到武陵人离开桃花源后，带人复返，“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便颇觉遗憾。如今，能有机会记录下自己知识旅行中的点滴收获，作为路标以让来者欣然规往，不至我曾领略之浩瀚精妙之知识世界，竟无人问津。

    这项工作应该也还不算毫无意义。念及于此，遂勉力承应。

    写到这里，其实已与伯林最初区分刺猬、狐狸之意，相去甚远。

    在他看来，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因而，如学者张晓波所言，“不是刺猬型的卢梭、黑格尔、谢林、马克思，而是狐狸型的维科、赫尔德、赫尔岑等人，成为这个世界多元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最好实践者，也成为对抗按照一元主义方案设计的极权社会的最好良药。”

    但其实细想，也没有偏题。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场域，想做一只思想的狐狸，都需要对抗一元体制的规训。我身处其中的学术，又岂能例外？

    是为序。

    2018年2月5日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