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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引领中国文化的未来

——访《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作者高旭东

王玮

2003-07-17 14:11:22 来源：

　日前，就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未来话题，笔者访谈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旭东教授。在他已经完成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一书中，有相当长的篇幅是与另一位学者刘小枫就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位置展开的对话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高旭东（下简称高）：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所致力的就是怎样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去年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今年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在探究真理的同时都表现了这种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使我在《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的最后一章，用了八节的篇幅与刘小枫对话。在《诗化哲学》中刘小枫还是推崇审美的，可是从《拯救与逍遥》初版之后，他就狂热地奔向了十字架，此后的《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罪与欠》等著作，几乎就是排斥异己的布道书了。2001年《拯救与逍遥》的修订本出版，可以说是以他所理解的耶稣的上帝为匕首，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将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古代精神的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等，将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现代精神的鲁迅等，统统格杀，似乎只有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人的精神。据我所知，他的观点在一部分青年人颇有市场，而被他攻击的中国文化界也出奇地沉默，无人对他的观点进行清理。譬如，前几年王朔等人非议鲁迅的文章一发表，就有许多文章加以反驳，而刘小枫对鲁迅的批判比王朔等人要严厉得多，他说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说鲁迅屈从吃人的事实，说鲁迅成了中国精神的黑暗闸门，他想表明，引领中国文化未来的不应该是孔孟老庄或鲁迅精神，而应该是基督的上帝，可是整个文化界面对这种论调却是出奇地平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和刘小枫商榷的原因。

　问：刘小枫的著作在一些青年人中确实是有市场的，你是不是认为他在误导青年？

　高：当然是。当代的世界正处在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之中，而多元文化的前提是普世主义文化的破产。刘小枫却置浩浩荡荡的世界文化潮流于不顾，以基督文化一元论归化中国人的精神。于是刘小枫认为比较文化没有什么意义：“中西传统中的精神已成了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就算找出共同构架又有什么意义？”你想，当一种价值是唯一的价值，其他文化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比较还有什么意义？学人可以有使命感，却是以真理的探求为第一位，可是刘小枫认为真理与正义只在上帝国里存在，在人间并不存在。其实如果刘小枫头脑清醒一点，他就会为自己以他者的眼光对民族文化的否定感到羞愧。在历史上，安土重迁早营农业的汉民族为什么要被刘小枫推崇的上帝的民族蹂躏和掠夺，圆明园的废墟不就是见证吗？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是航海史上的伟大奇迹，英国学者甚至以为最早发现新大陆的是郑和，为什么郑和的船队对其他民族能够以礼相待，而跟在哥伦布后面的那些受到基督教化的人却将土著民族大肆虐杀，难道自己占了人家的地盘而将那里世代居住的人民赶到丛林中与野兽为伍就是“上帝的正义”？

　问：你如何看待刘小枫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

　高：在刘小枫看来，善只存在于上帝国中，而不信上帝的中国文化就是恶的。儒家的历史王道充满了“本然”的恶，道家退出社会历史进程，与混沌的自然合一，应该与恶无缘了吧？不，据刘小枫说，“让世界走向真实的（生生的）实存状态，恰恰使‘道’的意义背上恶名。”但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似乎必须有一个邪恶的对立面，所以有本体就要有现象，有理性就要有感性，有神就要有恶魔，有灵魂就要有肉体。而在中国，性恶论仅仅在先秦出现过，从来没有占据中国哲学的主流，从孟子到宋明理学，人性本善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在中国文化中，恶从来没有上升为一个可以与善对抗的概念，譬如西方文化中的撒旦、梅菲斯托费勒斯、罗锡福之类的恶魔。不错，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些二元概念，如阴与阳、乾与坤、天与地、男与女、父与子、君与臣等等，但强调的却是阴阳、乾坤、天地、男女、父子、君臣之间的二元中和而非对立，所以阴、坤、地、女、子、臣并不就是恶的概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善代表一种肯定性的力量，恶代表一种否定性的力量，那么，中国文化显然要比基督教文化更善。所以中国的美学和诗学侧重于伦理的善，而西方的美学和诗学则侧重于认识的真。当然，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恶的否定性的力量，虽然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善于保存文化而很少使文化血脉中断，但是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缺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推崇恶魔派诗歌，给过于推崇肯定性、和谐与善良的中国，输入了一个否定性的恶魔，但是刘小枫却又以鲁迅不信上帝将其一棍子打死。这种对上帝的迷信，使刘小枫检验艺术的标准就是信不信上帝，所以从莎士比亚到萨特，都遭到了他的否定，中国的文学家他否定起来格外残酷无情。他对屈原的否定尤其离奇，他说屈原是儒家的信徒，并且是被儒家逼死的，事实上如果屈原能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独善其身，也绝不会自杀。他不但误读了屈原，还误读了他所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怀疑要超过他对上帝的信仰。

　问：既然你赞成文化的多元化，反对以基督教归化中国人的精神，那么，你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高：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和务实品格，可以在接受西方现代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没有上帝的语境中使文化血脉延续下去。我认为基督教文化不可能引领中国文化的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抛弃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孔子、屈原等文化伟人都会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具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排外，相反，对于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来的成果，我们应该大力地吸取。“五四”一代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至今仍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把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信仰及其孕育出来的辉煌成果区分开来，重点看取基督教文化的现代成果——个性自由和民主科学，而将基督教的神话信仰留给西方人自己消化。“五四”时代，西方还没有出现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的对上帝的普遍怀疑，但是向西方学习的“五四”人物仿佛是具有先见之明地将基督教的上帝与基督教文化孕育出来的果实区别对待，确实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老成以及看取西方文化的主体选择性。

来源：光明日报2003.7.17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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