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马尔罗是20世纪大危机时期的小说家，他钟爱战争和革命题材，总是穷其幻想，以一种紧张、猛烈且形象化的笔触与故事中的人物对话，并别具匠心地融入了冒险小说、报道以及电影创作的技巧。其代表作有《王家大道》、《征服者》、《人的命运》等。1933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马尔罗早年在亚洲游历，戴高乐执政时期曾担任法国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在去世后进入先贤祠。

    想要了解安德烈·马尔罗的作品，则必须要了解他的一生。正如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言“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

    对此，雅尼娜·莫叙-拉沃在《政治与文化》的序言中也提到，对安德烈·马尔罗而言，他的一切行为，不论是政治行动还是作为艺术家的各类丰富活动，只有在作家形而上理论的光辉下才有意义。要研究其作品及行动，则必须回顾作者的一生。两者密不可分，皆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因而无法被单独呈现或介绍。基于此，在这本册子里集结了一些马尔罗的演讲、文论和访谈。“这些文章是在政坛上对艺术的呼吁，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演讲，亦或是文化部长为某个文化中心开幕的致辞。安德烈·马尔罗在公众演讲中极少将艺术与行动分而论之，因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艾马努艾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所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的作者就像是一个形而上的行动实践家，他的行动构成并证实了形而上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理解的政治和文化是同源的。”

    行动的意义

    “马尔罗是三分之一的天才，三分之一的虚假和三分之一的无法理解。”
——马尔罗昔日同事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安德烈·马尔罗认为，一切行动均与对死亡的敏锐感知紧密相连。这在其早期的作品里就已有所体现。死亡是《纸上的月亮》（1921）的主题之一。在《西方的诱惑》（1926）中，死亡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要摧毁上帝，”马尔罗写道，“而且在将上帝摧毁之后，欧洲知识阶层摧毁了一切反人类的东西——就像朗塞竭尽全力找到他的情人之后，在她横陈的尸体面前只找到了死亡。”

    对这位年轻作家而言，一战后人类可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不复存在。神学和宗教不再统治西方世界，价值体系崩溃了。这一价值观瓦解之后，人在不能被救赎的死亡悲剧里感到孤独。这一烦扰在安德烈·马尔罗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消失过。死亡并不是在对孤独的思考之后强加给他的。死亡以一种无法摆脱的存在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粗暴地夺走他的亲朋挚友，夺走那些在西班牙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他一起并肩奋斗的战友们。死亡时刻萦绕着他的生活，占据着他事业（行动，作品）的核心。死亡是有限及一切束缚的象征，它使得人类命运被荒诞所统治。强烈感受到死亡的永久威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这已经是对这一命运的反抗。安德烈·马尔罗在1933年的作品里写道：“怎么说呢，很少有人能够忍受自己作为人的这一命运……”要彻底“反抗死亡”，人会寻求一切可能的武器来帮助其抵抗命运的摆布。

    在过去的所有年代里，哲学和宗教的提出都是为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让死亡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结点。但是安德烈·马尔罗拒绝它们的救赎。因此他认为东方的智慧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将人视为不需理解的一个整体的从容微小的一部分。死亡的问题通过个人与世界的互通解决。安德烈·马尔罗不能接受一种否认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仅仅让个人感受到其“不完整的片段性的品质”，将“其所关切的非文明的我”置于一切之上。意识的丧失对他而言比死亡更具毁灭性，尤其是它剥夺了人性。基督教信仰则给予了另一条出路，它在西欧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安德烈·马尔罗却知道自己受其影响太深，他拒绝向之屈服：“当然，还有更高的信仰，这就是一切村镇的十字架上所宣扬的，这些相同的十字架主宰着我们的死亡。这就是爱，是一种让人平静的信仰。我的懦弱使得我想要获取平静，但我决不会接受，也不会屈尊向它求得平静，”他在1926年写道。

    然而，安德烈·马尔罗拒绝宗教，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应该如帕斯卡所说的那样沉迷于“消遣”。对肉欲的穷尽挥霍让人回归动物状态，这也意味着人拒绝为生活赋予意义。这是向死亡的屈服，没有什么能超越死亡而生存。

    安德烈·马尔罗自己得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在没有神祗的帮助下抵抗人的兽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人拥有的唯一武器是作为被赋予特权的一分子而存在时，如何抵抗死亡而活着？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安德烈·马尔罗的以下评论记录了他的追寻：“人身上——思考着的人身上——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东西［……］我称之为神圣的东西，即人质疑世界的能力。”他因此想要探究，通过哪些“人道主义的方式”，人类能够从命运中被救赎。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和他自己的介入，这一探究以不同的面孔被反复提及。

    第一种探寻是冒险家的事实。为了反抗死亡，冒险家常常以超乎其体力限制的暴力方式试图说明他身上的某处是自由的。安德烈·马尔罗在描绘《王家大道》（La Voie royale）的一位主人公佩尔肯（Perken）时写道：“他愤怒地感受到比死亡更强烈的狂热，这一狂热是他对宇宙的复仇，为了人类境遇的解放，如此强烈的狂热让他感到要反对一种诱人的疯狂，一种感悟。”但是，这种被死亡扭曲的生活让冒险家感受到了存在的强度和独立的不可压迫性，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人生命中死亡的不可避免。从《王家大道》开始，安德烈·马尔罗已经意识到无法在单个人身上通过自身的全部力量挑战荒诞而建构人类权利。

    另一种形式的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那就是革命家的斗争。不仅仅是革命家要证实其超人类的能力，也是通过为他人奋斗，和他们一起，在兄弟般的情谊氛围中，让人类感受到安德烈·马尔罗称之为“神圣”的存在。个人在集体行动中失却生命，为他的生活赋予了除简单个人命运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

    就是在这一共同抵抗命运的紧张气氛中，安德烈·马尔罗的个人行动和他小说中的人物行动联系起来。尽管他不像佩尔肯那样试着证明独自一人面对死亡的魄力，却好几次作为志愿者应征参与行动。和在法国一样，在西班牙，为了大众的理想在一个团队中参与战斗。在《人的境遇》中，京（Kyo）为事业而牺牲，其他人可能继之获得胜利。这一牺牲值得，而且不朽。

    但是这样的发展历程并非作家起初所想象的。尽管他不害怕这一行动面临的风险，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这种介入产生的行动模式。革命不仅仅是迈向大的起义，还要为着律己的、有组织的新社会的建构，有时甚至会使用一些遭受人们反对的方式；革命也可能导致官僚、独裁或是新的桎梏，却没有解决人类面临死亡的悲剧命运：“当然，首先必须得征服，”1930年他说，“但还必须知道，当胜利来临之时，人面对死亡是否会不知所措。而有可能更糟糕的是，人还要面对他所爱的人们的死亡。”此外，安德烈·马尔罗认为任何一种尝试都不会是最后一种。他常常希图超越其思想和行动所属的范畴框架。他认为一个革命团体的兄弟情义常常过于狭隘，他希望面向整个人类团体，他的要求使得他关注的不再是几个人，或者很多人，而是全部的人。

    《阿尔滕堡的胡桃树》则很明显跨越了第三阶段。这次安德烈·马尔罗让人自己对抗死亡，让人通过其存在和作为人来思考的唯一事实来揭穿人类境遇的宿命，这是能表征宿命、想象宿命，在世界层面上让宿命逃离真正的命运的唯一事实。

    《 政治与文化：安德烈·马尔罗讲演访谈录（1925—1975）》
    安德烈·马尔罗 著
    雅尼娜·莫叙-拉沃 评介
    黄芳 杨旭辉 郑晓萍 译

    这一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能力在这个艺术家身上以更强大的能力被证实，他不仅自己持有这样的世界观，也希图能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该世界观。这种创造性的行为使得艺术作品得以诞生，并以夺目的方式展示了人类对于命运的不屈从：“艺术的本质是一种世界人道主义，”安德烈·马尔罗还写道。比冒险家绝望的行动和革命家的自我牺牲更甚，艺术家的创造力为所有生者或死者的无尽博爱赋予了永恒的生命。艺术作品证实着人的创造力，也昭示着人的永恒。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作品所塑造的东西对后代来说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这就是文化在安德烈·马尔罗的世界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的原因。往昔的英雄事迹通过历史而得以永恒，这也是他认为历史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人类对抗死亡的永恒斗争中，马尔罗的思想呈现出深刻的一致性。行动是这一斗争的形式之一，艺术则是另一种，对马尔罗本人来说，后者无疑是最有效而且最根本的。而且，当我们研究作家的介入时，不论他在何地，不论和谁一起并肩奋斗，必须得知道艺术和行动是这一介入的原因之一，并在其所有的介入行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只有持有某些价值观，才能让一同或交替作用的艺术和行动变得有效。首先，要有自由和意愿，使得艺术家能进行创造，每个人能够真实地介入。在这样的价值观关照下，政治对于安德烈·马尔罗而言只是一个和他人隔离的封闭领域。

    只有在这一深层含义下，人们才能借助艺术和行动，真正拥抱多姿多彩的生活：无数人介入行动，其中一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无数作品在生命燃尽时在世上得以永恒。只有以同一存在方式将政治行为和艺术行动联结起来，我们才得以提出疑问，了解马尔罗的政治介入行动是断裂的还是连续的。

    本文节选自《政治与文化》序言，作者雅尼娜·莫叙-拉沃，注释从略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