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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如何易于使品味堕落

2002-07-15 14:01:24 来源：

于水／图
社会交往如何易于使品味堕落
    对奢侈或不必要消费的讨论——指超出必需之外的消费——在１８世纪的英国，尤其广见于当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寻求其根源的工作之中。作家史沫莱特（Ｓｍｏｌｌｅｔ）就是这一传统的最后的和最知名的代表中的一个（见塞科拉１９７７）。奢侈带来的堕落影响几乎足以解释包括拦路抢劫到逃避工作到暴徒聚乱的任何社会问题。当然这不是人们首次认识到奢侈的堕落影响。相反，这一思想可以回溯到罗马和基督教伦理的古老传统。早先的思想只关注贵族身份的人，认为他们思想上的宁静可能会受到得不到满足的需要之困扰，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认为它会导致普通民众堕落。不太可能的是很多人认为普通大众在尽情享受奢华——实际上是，从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地位的规矩上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不适宜的。因此，问题还在于这种恐惧，即一旦由传统的约束解放出来，他们的需要就再也无法满足：一旦人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会毫无止境地要求更多。
    对真正需要和虚假需要之间区别的关注是许多对需要概念基础之上现代消费的社会学和文化批评的解释的主要特点。（帕卡德，加尔布雷斯的马尔库塞是很好的例子。）经常的情况是在这些现代的社会分析的背景中存在着一个社会比较和竞争的机制——与最初可以在卢梭思想中找到的机制相似。如前面所讨论的，世纪交替的时候所出现的关于营养科学的讨论提供了以消费手段来进行说教的很好的例子。品味上的“颠倒的社会骄傲感”所带来的堕落性影响和它对国民——健康的不良后果，看来在早期的营养科学家中已广受关注（如见莱文斯坦１９８８：９９）。在他们看来，特定的食品和菜肴作为社会标志来说是具有高价值的，而它们的营养价值——尤其相对于它的价格——却可能是相反的。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工人倾向于购买这些食品（例如牛排），有时甚至他们并不是能真正的负担得起，而只是因为上层阶级食用，他们也就跟着购买。因此，这些食物代表的是一种值得模仿的品味和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地位上的竞争就会引导普通民众的品味走向堕落。因为这个原因，为保证拥有健康的饮食结构而对于每一个收人阶层提出的营养学的关于如何选择食品的建议也就难见成效了。阿特金森总结了来自许多他的同事的观点，提出改变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的惟一办法是要改造上层社会的胃口（见莱文斯坦１９８８：４７）。
    对消费者行为本身的不理性的关注——在普通的经济方面的理性意义上——似乎已是相当地广泛，尤其是在世纪更替的美国，而这种关注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又重新兴起（见尤库雷托１９９５）。但是他们也清楚地在欧洲发现了呼应。在美国，凡勃伦的著作《有闲阶级论》是这方面讨论的典范之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帕卡德（１９６０）因为其用语“追求地位者”而知名——此用语由他的同名著作而来。埃文在他的著作《消费全像》（１９８８）中收集了一套代表性的例子，表现了当时文化批评界和市场及广告界是怎样共同从这个角度操作的。两方都深信——如《财富》杂志在本世纪５０年代里所云——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人口现在已经具备真正的可能性相对自由地来选择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根据这家杂志的说法，社会学的地位标志派对这一情况的描述是通过表现（ｌ）人们怎样通过标志（个人格调、服装、装饰、财产）而不是言语来表现他们的个性的，以及（２）大多数人是怎样慢慢开始担心他人怎样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一点，人们倾向于购买象征他们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登的物品（见埃文１９８８：１２３）。
    根据戈夫曼（１９５１）的经典研究——这一研究仍然在消费者研究文献中被广泛参考——如果对商品的购买行为指示着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身份，那么商品就可以说是具备了地位标志的特征。这些地位标志，只有在限制它们“欺骗性”使用的约束机制存在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也见于费希尔１９８６）。戈夫曼说到欺骗意指某一社会的成员不再能够确定拥有这些标志是否就配得上一定层次的地位（也见道森和卡维尔１９８６）。（凡勃伦派对“炫耀性消费”的大量批评，广泛流传于美国“镀金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实际上是针对地位标志的欺骗性用途的。）

有闲阶级的习俗标准为何能成为高雅的普遍标准
    凡勃伦同意卢梭的观点，认为社会竞争在人民中间创造了一些虚假的事物。在凡勃伦看来，问题还不到如品味和美的堕落这样，需求发生变形的程度。社会竞争制造了美但不是真正的美，制造了品味但不是高雅的品味，制造了举止但不优雅。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１９６１）在许多方面都是无可救药的难解，它包含了几个不同的批评主题。一方面，凡勃伦似乎同意颇为通行的观点，认为低级阶层和新富们在模仿和接受上流阶层的举止品味时是从来不能真正做得贴切的。凡勃伦的同时代人西美尔在对大众社会的许多批评中都表达了这一关注，认为平等化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低级阶层必然进一步接近上流阶层，毋宁说是上流阶层低级化了（见西美尔１９５０）。另一方面，凡勃伦认为人们看重财富和金钱，从这一出发点，他得出结论说一件东西越昂贵就越美，也就被认为最值得向往。然而除了这种“金钱美感”，人们普遍地还有一种生来的对美的感觉，它会揭示出金钱上的美毕竟不是真正的美。凡勃伦的这一概念在他的时尚研究中阐述得尤为明白。
    财富要能够被评估就必须是可见的。在这一方面，单纯的银行账户或是股票投资组合不是很好的投资。传统地说来，闲暇时间成为一种可见的对财富的指示。凡勃伦写道不需工作是上层社会地位的传统标志。这也与可敬与合适的生活方式上的思想相联系。另外一个对金钱权力的相对可见的标志是雇用家庭仆人。在凡勃伦看来，如果说这些家庭仆人是用来做必需的任务和服务，还不如说是用以表明其主人的财富和赋闲。在现代中产阶级里，家庭主妇已经取代了仆人的位置，标志着在社会中受尊重的程度。根据凡勃伦的说法，作为一家之主而供养一个生活悠闲的妻子的能力，成了家庭财富的证明。事实上凡勃伦可以被当做这样一种思想的创始人，这一思想是美国人长久以来表示赞同的，即中产阶级家庭的丈夫要准备着一直到死地工作以维持家庭的体面（冒着患上冠心病的危险），如位于郊区的房子，修剪整齐的草坪，一个不工作呆在家里的妻子，还有孩子们。所有这些显示金钱权力的闲暇，用凡勃伦的命名来说，就是炫耀性的悠闲。它们都是浪费的表现形式。
    根据凡勃伦的观点，现代社会里，人们变得没有个性，他们只是偶尔见面，会面的时间也短暂。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去注意到闲暇时间的多少。因此，作为社会价值的一个标志，它就越来越多地被炫耀性消费或是这样的购买与财物的积累、出于满足展示“需要”的目的取代了。
    人们经常这样理解凡勃伦的观点，即认为他的含蓄性批评是特别针对世纪之末美国的新富们的。如同所有突然发迹的人们一样，这些新富们试图通过拥有某种可见而醒目标志上等社会地位（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百万富翁在法国购买了一座城堡而后把它建在自己在德克萨斯州农场的中央）或格调（管家、宴会等）的事物而找到捷径以获得可敬的社会地位。凡勃伦的愤慨和讥讽看上去是针对所谓的炫耀性消费而不是针对闲暇生活和高雅举止的——实际上它们的目的相同。任何人有钱就可以买东西，但是涉及到举止和嗜好时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个人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即使是在时间上能够保证也不行。但是炫耀性消费是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所购的东西显示或者或多或少地属于生活方式或风格的内容——如爵士的城堡——光买东西还是不能确保得到社会声望：你必须知道怎样消费和使用它们。例如怎样去使用高尔夫球杆。

尽管我们有天生的美感但是我们的物品并非变得越来越美丽
    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按照凡勃伦的说法，有两种审美上的感觉：金钱美和另一种可以称做真正的或天生的美。一件物品越是昂贵，通常就被认为是越美丽。因此，任何手工制作品比起机械制造的东西就要既更昂贵而且更美丽。美丽与价格之间的联系当然不是凡勃伦注意力所在。凡勃伦还没有那么庸俗。我们不是先看价格标签然后才决定某种产品有多美丽。美丽和价格之间的联系要更为微妙也更加是无意识地形成的。凡勃伦对此有很多有趣的也或多或少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一个物体在其美学上的怡人和装饰作用之外还有一些实际用途，那就会马上降低它的美学价值。园工修剪出来的草坪要比一片牧场美丽，尽管用肉眼很难将他们区别开来。甚至纯种的狗和猫也可能具有普通家养动物的作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认为赛马要更为美丽。凡勃伦的与女性美有关的例子要更为普通：由于穿着高跟鞋和紧身胸衣是不可能进行工作的，这样的东西就是美丽的。类似地，脆弱纤巧、窄腰的女人也要比强壮能干活的女人要美丽。然而这一区别正在失去其重要性：由于闲暇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之间已变得平常，与其有关的身体上的特征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
    总的说来，似乎凡勃伦就炫耀性消费和浪费的批判性评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一思想上的，即金钱美的原则导致过度和怪异的表现（不只是在时尚中，其它地方也有），而这是我们的自然美感所倾向于排斥的。
    当消费和消费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地位象征但是却人人都能购买时——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钱，庸俗的品味就随之而生了。这就把他们从原来同生活方式的联系中分离出来了。在某种方式上它们成为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的可自由交换和移动的标志（戈夫曼１９５１）。这确确实实制造了凡勃伦所描述的浅薄和无品味的强烈的印象。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说凡勃伦发明了庸俗和庸俗时尚的一种理论。

为何１９世纪晚期的整个物质文化创造了一种庸俗作品的印象
    对待被称为庸俗作品的这种相当难解的现象的一种方式是说，我们经常有一种感觉，即几乎所有的１９世纪的物质文化——或者至少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是庸俗艺术。“在各种各样外表下，我们的庸俗艺术的概念包含着在１９世纪表现出来的每一件物品，这标明了我们所决定出来的观点，即维多利亚式的商品已不再能够承担他们曾经担负的文化任务”（理查兹１９９０：９１）。在这种方式下，庸俗作品就关系着所有在文化含义上以某种方式令我们难以理解和感到奇怪的物品。但是为什么这个情况要特别地和１９世纪的许多产品有关呢？按照埃文的解释，庸俗艺术是与上个世纪的产品相联系的，尤其是那些针对中产阶级、经过大众化生产而制造出来的对精英阶层风格的模仿（见埃文１９８８：６４）。一件物品如果是对原物的或是原本认为是优雅的模式的廉价和大众化生产的翻版的话，它就成了庸俗作品。
    理查兹分析了１９世纪英国的物质文化，对于他来说，庸俗艺术纯粹的、经典的例子当属所谓庆典之年的庸俗之作，即１８８７年为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５０诞辰而制造的所有的小摆设和各种各样的“无用的”言行录，还装饰着各种各样的象征女王和其统治的标志和徽章。如理查兹的例子所表现的，尤其在与上个世纪的世纪大展览相连的时候，庸俗作品激增（埃菲尔铁塔的缩微作品就是出于纪念某一特殊机构而制造的装饰性物品的一个典型例证）。在纪念品这一层更为有限的意义上，在理查兹看来，庸俗作品可以作如下描述：“庸俗作品可以被定义为在机构的名义（教堂、国家、帝国、君主制）下生产，为中产阶级家居所用，精心使之美学化的商品。庸俗作品具有一种快餐性的魁力……”（理查兹１９９０：８８）。
在其更有限的意义上，庸俗物品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暂时的、突然出现的需要。它们作为纪念性的和装饰性的东西本身是没有用处的；放在壁炉或书架上，它们保留着对举行仪式的那一时刻或机构的记忆，然而同时在把它变成一件日常用品（例如复制在调羹柄上的地方的代表性盾徽）时就使其失去了重要性。

以民主的名义反对庸俗作品的斗争

吴千千／图Ｊ０９０
    １９世纪的这些艺术改革运动，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消费——甚至是对消费政策进行批判的早期运动。他们的特别目的是提高设计者和消费者二者的品味，而且以这种方式使消费变得更加平民化。是庸俗作品破坏了这样的品味或者至少是有破坏它的威胁；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庸俗作品的流行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即相信消费者在社会威望的遮蔽下会模仿他们的上层阶层，从而导致商品上的炫耀性消费。“工业艺术”运动想要把日用品变成艺术品，而且用这种方式把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美学化。
    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设计者继续设计庸俗作品而购买者又继续购买它们呢？为什么虚伪的修饰似乎在争夺消费者灵魂的竞争中经常占上风呢？在莫克莱看来，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计划本身没有平民化，因此由它所产生的模式也不可能是现代的。莫克莱最后要求进行全新的道德艺术教育，消费者自己可以参与产品的设计过程。只有通过自己参与制造才能学会欣赏美。堕落的美感起因于精神和手工劳动同消费和生产的分裂。单纯在消费者方面进行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是从来不会接受美学品味的（见威廉斯１９８２：１７７）。甚至莫里斯也认为，手工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腐化了人们的品味。这也是为何大多数的现代建筑只是由“模仿之模仿之模仿”组成的原因。除非发现适合现今时代的风格，现代生活的中心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在莫里斯看来，整个时代都必须以全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必须重新建立思维与行动，模式与表现，设计与材料的统一（见埃文１９８８：１３）。
    莫里斯最后表示了对哥特式风格和古代英国社会的推崇。莫克莱也和同时代的一个社会学家涂尔干一样，在反对社会道德沦丧中找到一个相似的解决方法。除了主张人们必须重新能够制造自己的每日生活用品之外，消费和生产统一性的重新建立——与之相关的新的道德准则的产生——要求某种贸易行会的复兴。只有社团才能以有效的方式来控制生活方式和消费。艺术的平民化改革，其目的是对现代大众化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最终除了要求对现代消费者进行道德教育外，还有对所有现代大众化生产的实质上的消灭以及由社团保障的一种安全的、体面的生活方式的重新建立。

兜售庸俗作品
    工业艺术的早期的理论家和早期的社会学家在世纪之交时的大众消费和消费品风格中批判的是，它强调甚至是在物质文化下的金钱和财富基础上的社会等级。物品首先被看做代表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也包含了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希望。颠倒了的社会骄傲感导致品味的堕落。
    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的最早为人所知的营销策略要追溯到１８世纪中期。威治伍德的瓷器工厂生产不同系列的产品，把第一系列作为“购买选择”提供给上流阶层。如果这种产品卖掉了，威治伍德就会向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推销同一产品的便宜些的翻版，在广告中会说明某位贵族或是贵族夫人的餐桌就装饰着这样的产品。在各家研究中，如理查兹的研究所显示的，这种类型的广告似乎在上个世纪末的英国相当普遍，其时维多利亚女王自己就经常作为消费者的角色模型而出现在广告中（见理查兹１９９０：９１－１０４）。但是理查兹还指出，许多为各种产品做广告的知名人物原来并不出名，是广告给他们带来了名气（见理查兹１９９０：８４）。

作为阶级时尚和大众时尚之中间阶段的庸俗作品
    如同诺罗（１９９１：６６）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学家中通行着一个概念，即时尚“生来就是相对开放的阶级社会里阶级差异的一种形式，精英阶级试图以看得见的标志来与其它阶级区分开来，比如以某种突出的着装方式”。低层阶级在它这一方面试图通过接受这些标志把自己认同于精英阶级，这是社会中或多或少快速传播的时尚和时尚圈的共同的基础。
    在所有的时尚理论家中，最为明确地强调大众和精英时尚的区别的那一个，实际上该是霍罗威茨，他尤其探讨的是服装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不受任何障碍地总结这些思想以应用到其他领域。按照霍罗威茨的说法，精英或阶级时尚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特征的，即它倾向于加强地位差别，因为产品的数量是有限的（或者至少是它们在可得性上是有限的），而且它们是针对特定的消费群体的。如果它们更广泛地传播的话，就势必会降低它们的价值。大众时尚反过来就只能依靠以大众消费为目标的产品，并表现出对习俗的追求。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庸俗作品现在可以理解成精英时尚和平民化大众时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和阶级时尚相像，在阶级时尚中依靠突出社会等级的地位标志来运行，同时又对受到高度评价的模式进行模仿。但是这些模式，并不代表上层阶层或社会精英，时尚也不对任何当前的上层阶级的风格进行模仿。它们就如同我孩提时代在芬兰见过的丹麦国王的菱形箱子一样真实。
摘自《趣味社会学》
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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