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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2002-07-18 11:17:09 来源：

嘉宾：暨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纪宗安教授
主持人：本报记者张玉梅

记者：目前不少学生急功近利，有些浮躁，放松了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作为人文学科教育工作者，您怎么看？

纪宗安：急功近利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社会条件。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史中很特殊的一个阶段，即社会工业化起步所造成的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前所未有，以后也很难再现，必然带给社会很多特殊的现象，如给金钱快速、甚至不正当的聚集机会，社会差距的拉大，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等。二是个人条件。面对这种诱惑，不但一般人难以抵抗，而且抵抗的人还会被视为不识时务，更何况一些传媒，特别是通俗文化大力宣扬的所谓“事业”、“成功”仅仅以能否赚大钱为标准，看不到其深刻的背景是资本控制人的一种手段，更看不到（作为资本它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主张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最根本利益。

面对这种大环境，着急是大可不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全民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变，法制和诚信制度比较健全，发展速度缓和下来后，很多问题会自然解决。到那时，急功近利型人才可能会面临危机，而功底深厚、了解社会和文化的人才会出现匮乏。（正如当前我们已感到功底深厚的自然科学家匮乏一样）。这个道理，当然可以给大家讲，素质良好的学生会听进去的，但我不肯定全体学生都会听。急功近利的现象还会存在一段时间。

记者：人文学科教育和市场需求是有矛盾的，很难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面临学以致用的问题，学生在择业时会面临一些困难，这该怎么解决？

纪宗安：这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的急功近利的倾向，二是过去教育战略战术的偏差。就后者而言，主要是没有建立一个既有战略前瞻性，又能跟随社会变化可以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和人力战术性安排的机制。例如一些老学科是许多学校的旗帜或王牌，博士点、硕士点很多，导师队伍阵容强大，但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明显难以容纳这么多该学科的博士硕士。如果能有一个较好的机制，本来是可以将这部分教育投入用到社会更需要的方面去的，这样既满足了社会需求，毕业生就业的矛盾也会小很多。但推行这种得罪人的改革，在儒家文化社会中是有一定难度的。当社会的大量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里时，你不能强行要求他使用他认为不需要的人才。即使是公有制社会，我也不认为把大量资金投入过分前瞻性或社会不需要的方面是合理的。

暂时性的缓和性的办法还是有一些，例如从全国范围调整过量的专业设置；对一些从国家看需要，而地方需要不强的专业采取只保留几个硕士点，多余教师宁可养起来的办法；学校特别是导师要允许并鼓励学生自选社会需要的课程、课题等。

记者：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者，他应该具备哪些品格？

纪宗安：人文学科研究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如文字、语音、历史事件等，对其主要的要求是“专”进去，要耐得住寂寞、枯燥和艰苦，特别要实事求是，切忌偷奸耍滑；一类是思想家。不管是那一类，共同的要求是人文精神，即对人和人类的关怀。因为人文学科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类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当然很难避免一些人拿学科作为攀入社会上层的敲门砖，但在道理上一定要坚持道德至上。

记者：很多大学教师反映学校科研评估体系以理工学科为标准，人文科学学术成果不适用于这种量化的标准，高校的科研评估体制是否应该改革？

纪宗安：不只是科研评估，绝大多数所谓的评估都有类似的问题。适当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把工厂化管理的办法应用到一切领域的这种思维本身就有问题。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唯科学主义的泛滥，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当作真理本身是这种思维的最根本特点。在当前的中国乃至世界，想要大多数人明白科学不等于真理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与贫穷和愚昧作斗争。
来源：光明日报2002.7.18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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