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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著史学与史籍》书后

王再默

2003-09-30 10:24:52 来源：

　吕思勉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大史学家。有人把他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见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这个判断完全是有眼光的。只是在近现代史学界，吕思勉的声名比不上上述三家显赫，所以不常为现代学者所称述和征引。其中缘故，据严氏的分析，除了他自己甘于“埋头枯守、不求闻达”，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近代史学风尚偏于仄而深的专门研究，而吕思勉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故不免为一般学人所忽视和低估；(二)近代史学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而吕思勉的重要著作都是取材于正史，并不去刻意征引罕见的冷僻史料。严耕望所说的这两点原因，在性质上是非常相近的，或者说只是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即吕思勉的史学思想与近代的史学思潮根本异趋，他较多地继承或遵循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同意、接受晚近新史学的思潮影响。

　吕思勉最主要的著作，是他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和几部专史，这些扎实著作里贯注的史学精神，确实有如严耕望所揭示的，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然其具体表现并非如严氏所说，只在运用材料、为学蕲向等外在方面，而是二者在主要精神上截然不能相同。这个不同就是：现代史学较偏于纯粹的研究，吕思勉治史则注重史书的撰作；现代史学较注意“材料的搜罗”，吕思勉治史则更注重旧史的阅读。他在《历史研究法》里，专门有一段详论“作史的方法”，认为史书的撰作当“永远在重作之中”；在《文史通义评》里，特别推崇章学诚的史学见解，认为其区分“比次之事”、“独断之学”为作史法言，是章氏史学的最大发明和突过前人处。吕思勉居常尤注意于读史的门径，曾反复称引张之洞在《蝤轩语》中的名言：“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而把现代史学所注重的“方法”稍微放后些。在《中国史籍读法》第六节里，他认为：“所谓门径，是只有第一步可说；第二步以下，就应该一面工作，一面讲方法的”，而“方法决不能望空讲，更不能把全部的方法一概讲尽了，然后从事于工作”。他且反对现代学校那种“做论文的方法”，认为那些管找题目而不管意义的论文，只可以称作“一次高等钞胥的工作”，根本算不得学问而是对学问的莫大误解(见《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可见他重视读书的门径甚于研究的方法。换句话说，他把“阅读”看得比“研究”更为重要。这就是老派史学家的传统见解。

　偏重研究方法与强调读书门径，乃是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最大分野。传统学人无不注重熟读经典，尤其注重阅读经典的先后秩序，这个先后秩序就是前人所谓的“读书的门径”。因为在老派学者看来，这个乃是一个学者的根柢，不但将来治学需要有此凭藉，而且学者的才、识、德亦由此而养成。所以，“读书门径”的正确与否，关系着学者将来造诣的深浅、成就的大小，甚至也标志着不同学派的为学宗旨上的区别，不同学派的“读书门径”是迥然不同的。从胡适提倡现代学术以来，这个重视门径(即根柢)的传统不自觉地被抛弃了，现代学人更为重视的则是“方法学”的探究。胡适平生文章提得最多的，便是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字口诀，而这个八字口诀就正是他讲方法学的简明概括。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过是胡适的“方法学”的形象诠释。他们无形间已经把“读书门径”抛开不讲了。胡适为青年人也开过“国学书目”，但是他的“国学书目”甫一发表，即遭到当时不少老派学者的批评，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老派学者的眼里，胡适自己就不很懂得“读书的门径”，十足地暴露了他自己对于旧学的寡陋和不通。

　在《中国史籍读法》里，吕思勉谈到“读史的门径”时，说：“大抵指示初学门径之书，愈浅近、愈简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陋非少之谓，则不陋非多之谓。世惟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乃胪列书名，以多为贵，然终不能掩其陋也。”接下来便批评胡适所作的“国学书目”，谓其“胪列书名多种，然多非初学所可阅读；甚至有虽学者亦未必阅读，仅备检查者。一望而知为自己未曾读过书，硬撑门面之作。”并以胡此举“真可发一噱”。吕思勉论学向来气平语谦，而这个批评却表现出相当大的火气，这自然并非简单的意气用事，乃是因为吕思勉之史学与新派史家根本不能相容。从这个地方可以见出，吕思勉的史学所宗守者，仍是陈寅恪所谓的“老僧之旧义”，而与“西来之新义”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合的。

　吕思勉有三种较系统阐述其史学思想的著作，即收入这部《吕著史学与史籍》的前三种：《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及《中国史籍读法》。这三种著作原有为初学说法之意，但其中亦有许多他的精辟独到的见解，假如能够删重去复而把它们勒为一书，完全是可以构成一部有体系的史学名著。吕思勉在晚年曾有自述，谓：“予所述作，多依附学校讲义而行，故中多普通材料，现甚想将其删去，全留有独见之处，卷帙可简什七，即成精湛之作矣。”(见《自述》)这表示他在著述体式上想加以谨严。不过，假如学者不惮烦愿意细读三书，当然可以看出他的体系精严的史学思想，而收到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之效的。此书之后半所收为《史籍选文述评》、《史通评》及《文史通义评》。《述评》以“读书门径”为目的，选历代史文大约三十几篇，以示旧时史籍的诸种不同体例，篇后所附的评语则每能要言不烦，揭出所选史文的大旨和微意。后二种则稍为专门。假如没有仔细读过《史通》、《文史通义》，对其中的许多鞭辟入里之见，恐怕是难以有较深领会的。吕思勉很反对近人教人读史，使人先读此二书，认为“此二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其所加于其后的评述意见，往往亦要言不烦、切中肯綮，且时有精彩创辟的见解议论。故其所评语虽较为具体，然与其史学精神却相通一贯，可以表里相应、互为诠注，联结成一个大史学家的思想整体。

　特别重视传统的正史材料，乃是吕思勉一贯的史学见解，这在其所著诸史中有很突出的表现。吕思勉常引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两句话：“理乱兴衰，典章经制。”认为这两句话不但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史家的撰述中心，而且实际上也差不多包括了旧时“历史上一切现象”。因为，“前者是政治上随时发生的事情，今日无从预知明日的；后者则预定一种方法，以控制未来，非有意加以改变，不会改变”；前者为“动的史实”，后者为“静的史实”。所以，他特别指出传统史籍为人所忽视的佳处，以揭橥中国传统史学的真精神之所在。他认为旧时的史家，其史权在某种程度上虽为朝廷所夺，但参与修史之人究竟与学术有关系，有“保存事实真相，以诒后世的公心”。所以其所修之史中，常有苦心留给后世的真实史料，后世学者仔细考证详求便可重显其真。例如清修明史时，顾炎武与人书云：“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正可说明史家藉官书保存真实史料的深微用意。此便是从前的史家最堪矜愍和使后人感谢之所在。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说，吕思勉在经学上谨守其乡前辈常州派今文经学家的绪论，从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见出，吕思勉读史的细心不苟以及论史的深刻谨慎，很明显地与他在传统经学上的造诣大有关系。

　不过吕思勉毕竟是新风气里的史学家，所以他并非专事保守而不知通变，有时候他相当通变且似比新史家更为趋前。例如他很重视风俗史的研究，重视“社会学”对史学的帮助，把历史事实区分为“一般状况”和“特殊事实”，而更加强调对前者的仔细研究。因为，他认为“一般状况”是“风化”，而“特殊事实”则是“山崩”。“不知道风化，便不知山崩之所以然”，“知风化乃知山崩，地表之变动，海岸线之升降，固不让火山之暴发，洪泽湖之陷落”(见《史籍与史学》)。因为有这样的非传统的见解，所以他在“论考证”之必要时，就特别强调“史事之不能得实”，详细列举了“史不可信”的十二端，以为欧洲史家所谓“史事者，众所认同之故事”，也有其深刻的片面真理。而从较本质的意义上说，他不认为史学就是科学，但可以向科学作切实的靠近。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吕思勉虽然是传统的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思想接受过现代的深刻影响，眼光已看到了新世界的许多角落，只是他的立脚之处依然是在传统之上。

(《吕著史学与史籍》吕思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定价：19．00元)

来源：文汇报２００３.９.２６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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