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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读后

郜元宝

2003-10-09 10:07:13 来源：

　许道明君肆力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教学多年，成绩斐然，有《京派文学的世界》、《海派文学论》等书行世，用功勤苦，识者所重。他又一直注意现代文学批评史材料的收集整理，究心于现代理论批评盘根错节的问题，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近又重加审订，推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我们现在不仅可以看他学问的精进，也可借此机会想一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身及批评史研究的某些一般性问题。

　比起热闹非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现代文学批评史领地一直比较冷寂。这首先和中国文学界普遍重创作而轻批评、有些人(包括一些重要作家)甚至根本不明批评为何物的认识水平有关，而批评史研究本身的难度，也决定着这一领域不可能过于兴盛。治现代文学批评史须有若干起码素养。第一，须熟悉现代文学发展轨迹，具备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学养，这才能以创作为参照来印证批评，避免囿于理论的玄谈与隔膜。第二，必须不仅比较熟悉中外古今美学与文艺理论基本知识，还能从中引出自己关于文学和批评的具体见解，将一般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际相结合。第三，比较能够把握一般美学文艺理论、思潮流派乃至党派论争与具体文学批评的分野以及内在联络，确定批评史关注的焦点，不能将与批评有关的所有复杂内容混为一谈，失去批评史之为批评史的侧重。第四，最好要有一定的当代文学批评经验，了解批评的妙趣与困难。我不敢说许君就是治现代文学批评史最佳人选，但观其已有成绩，称他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作者温懦敏君为该领域的一时瑜亮，似也并不为过(温著笔者将另文讨论)。

　《新编》主要增补了建国至1979年的内容，这部分通常归入“当代文学批评”，将之纳入“现代”，固然呼应了“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打通现当代”的主张，但也另有从批评史角度出发的思考：许君发现后三十年文学批评尽管在“气氛”上与前三十年不能等量齐观，但许多现象早就萌芽于现代批评理念，而现代的一些批评理念也只有到了当代才得到充分展开和极端化演进，现代文学批评只有到了当代某个特定时期才走完了历史规定的路程。《新编》认为，现代文学批评史结束的标志当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故批评史的所谓“当代”这一段落应归入“现代”。

　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上限，按温君的说法，应为二十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发表，许君观点基本相同，但不以王国维一人一文为标志，他认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始是群体性动作，至少还应该包括梁启超；至于下限，许君说法已如前述，而倘要拈出具体的批评家，他认为最合适的莫过于姚文元：“姚文元实在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对他的叙述似乎不应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具体篇章，然而，姚文元，包括他所代表的现象，并没有游离实际的文学历史，它所凝聚的历史的深刻教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姚文元现象的产生，除过复杂的特殊原因，毕竟还有足够的角度诱导人们去审视现代文学批评的真实生态。‘工具论’在现代中国的畸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作为一种生态基础，在斫伤文学批评本性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姚文元现象的生长温床。”

　温著从王国维说到四十年代，许著则继续讲到七十年代末，但许君并非只是片面追求历史叙述的完整，而是企图由此凸显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核心线索即最具中国现代性特征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新编》十分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上的巨大成就，但更反复阐明现代文学批评的灵魂是在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作用下对西方和传统资源“全面的抉择和演化”。许君将现代文学批评史划分为“理性时期”(1917-1925)、“综合时期”(1925-1937)、“重塑时期”(1937—1949)与“一体化时期”(1949—1979)，就是为了梳理这一在后人看来似乎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抉择和演化”，其贯穿的主线，即批评在现代政治要求下的不断窄化，“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它们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体貌，同其他意识形态部门一样，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一胜利不幸演化为“一体化”批评逻辑的逐渐升级，“文学批评客观地成为思想和政治斗争的附庸，甚至发展为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武器库”，“现代文学批评在破坏文艺生产力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向毁灭的边缘”。

　许君因有这样一个总体框架，故可放手网罗现代文学批评史丰富细节，究明巨量的批评现象之原委，而不怕失之芜杂琐细；相反，细节的描述恰恰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支撑了他的总体框架，全书的体系因此愈显完整。温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相对淡化教材色彩(尽管仍以教材面目出现)，而凸显“专题研究”的特点(温著仅讨论了十四位主要批评家和四位“特色批评家”)，许君“新编”则在原来较详尽也较个人化的批评史专著基础上索性再靠近教材，兼顾一般史实的铺陈，务求无有缺漏。二书侧重点不同，正可互为补充。温君之书逻辑缜密，行文晓畅，思虑集中，绝少花哨枝蔓，有“京派”学者典重厚实之风，许君文笔则略显波俏，似不耐烦条分缕析，其所置重，端在概括的精准与描述的全面，尤其对批评家“气氛”的把握，更企一击而中，毋庸辞费，有时也会因为过于凝炼，或正言若反，反言若正，读者须细绎文脉，否则易滋误解，然此也足见用心之深，并非掩瑜之暇。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3.10.3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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