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以来，因工业化而推动的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将全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日益纳入以城市化为主轴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盛行了数千年的乡村经济结构和乡村生活方式发生了方向性转变，总体上进入一个衰退的下降通道中。乡村的凋敝，不仅仅涉及国家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均衡进程问题，也涉及民生领域的扶贫和社会公平问题，还涉及文化领域内传承与创新问题，即如何保持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强化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因此，乡村振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农耕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是重大的国家战略要求。
 
　　一、中华文化的农耕底色，须在乡村空间中传承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世界上最快速的范例，我们用7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多年的城市化道路。但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亟须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乡村振兴的命题，这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耕传统深厚的国家，这与西方重商的海洋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人的许多传统观念，如安土重迁、耕读传家、睦邻敬老等，皆与农耕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冯天瑜先生在《中华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中总结了中华文化的趣味，如“尚农重本，重实黜玄，安土乐天，兼容并包，圜道循环，求久顺变，中庸调和，自然节奏”，等等。这些价值趣味经过数千年的生活方式的积累和渗透，业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可以说，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乡村振兴与否，不但关系到国家发展、区域平衡等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问题，而且事关文化认同建设、民族社会向心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因为它规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正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中所说的，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不同，必须要依赖本土思想与文化资源。中国的乡村问题同样也贯穿着“孔飞力之问”（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等“现代性议程”）。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建设一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命题。
 
　　尽管在东西方文明史中对于乡村的认同存在差异，但世界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乡村意味着静谧、美好与亲切。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被视作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理想世界。在英国人看来，城市是迫不得已为求生而寄居的地方，而乡村才是灵魂的归宿，尤其是峰区（Peak District）和湖区（Lake District）的乡村景观，早已是英国人心中最美好的田园牧歌，滋养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英国文化——包括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湖畔派诗人。文化振兴了英国的乡村，推动了英国城市的迅速发展。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伯明翰、爱丁堡与伦敦的机器轰鸣与百业兴盛，是湖畔诗人与苏格兰高地（Scottish Highlands）画家馈赠给英格兰的最好礼物”。
 
　　乡村贫瘠则国家贫瘠，乡村振兴则国家振兴，这早已为人类的发展史所证明。近代以来，中国曾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乡村成了中国社会最为贫弱的一环，画家蒋兆和先生笔下《流民图》中贫苦的农民形象与作家钱钟书先生笔下《围城》中江南乡村的衰落景观，曾是1949年之前中国乡村的真实写照。为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矢志不移地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张君劢、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前贤，做了许多乡村建设的尝试性努力。他们希冀以农村社会改良达成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主张以多元混合所有制谋求建立现代国家经济模式，甚至梦想建设一个乡村的 “大同世界”。他们的努力虽然因时代局限而没有完全成功，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也为今天文化服务乡村振兴开启了可资借鉴的理念路径。
 
　　二、聚焦乡村特色产业研究，体现了文化产业学界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的努力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化产业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由此联通了文化产业研究与农村扶贫研究。
 
　　2013年前后，云南、四川和北京等地的文化产业学者开始关注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研究，力图通过在民族聚集地区发展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形成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动力。他们提出了建立“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概念策划，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2014年3月，原文化部、财政部印发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的通知，专门就如何支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等建设“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出台扶持政策，在北京和西部文化产业学者的努力下，“特色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进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2016年10月，由中国传媒大学齐勇锋教授发起组织，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清潮教授等承办的第一届“中国特色文化产业论坛”在西安举行，来自原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国务院扶贫办公室、陕西省扶贫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河北、山东、贵州、四川、云南、湖北、山西、浙江、河南、陕西等地的8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该论坛，与会单位和学者共同发起了《文化扶贫行动·照金倡议》，以期共同携手，联合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民间等各方力量搭建一个特色文化产业扶贫联盟，标志着有关特色文化产业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初步凝聚。
 
　　继“2017 特色文化产业与脱贫攻坚（贵州）高峰论坛”后，2018年10月13日，为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等战略部署，由云南大学承办的“2018 特色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云南）高峰论坛”在大理鹤庆县新华村举行，来自全国9个省市、32所高校及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共计百余人参加。
 
　　2019年11月16-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共同主办由武汉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新时代下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国际学术会议暨2019年特色文化产业论坛”在武汉大学举办，来自中外学界、文化产业界、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共130余人出席论坛。与前三次论坛不同的是，此次论坛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到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出席，与会嘉宾围绕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与国际比较、乡村文旅融合理论与案例、乡村文化振兴理论与实践、乡村文化产业模式与实践等多个主题进行交流，不仅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外理论比较，也讨论实践探索和案例。其间，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隆溪，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正教授赵穗生，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武汉大学王列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教授，云南大学李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范建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孙清潮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创意企业领导力项目负责人詹妮弗·诺瓦克·莱纳德教授，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伯格斯教授，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瑞秋·斯卡格斯教授等，以及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处长、研究员徐丽萍博士，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周叶中教授，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唐昌华先生，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安向荣女士等分别作了演讲和大会发言。美国芝加哥大学特里·克拉克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丹尼尔·西尔教授等也分别发来视频致辞。一些专家学者通过中外比较研究，如对《来自美国的新见解：在农村背景下的艺术参与和艺术家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文化遗产和农村社区：包容性管理的挑战》《乡村音乐、流行音乐：比较美国乡村音乐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和国际比较》等论文的分析，为大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这次论坛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不少观点新锐而充满探索性，反映了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前沿的研究水平。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乡村是人类文化的根基之一，以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孝亲敬贤、祖先崇拜、天人和谐、克勤克俭与耕读传世等为代表的乡村文化观念，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孕育了伟大而又不朽的中华文明。乡村文化振兴是今天现代化文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实现中国梦的最基础的环节是要解决好农村问题，而乡村振兴既涉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涉及文化传承，在一定意义上乡村振兴也就是乡村文化振兴，当代中国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通过文化振兴和特色文化产业的路径来实现。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作为文化领域的国家智库，不仅关注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特别重视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自2010年以来，研究院将一直跟踪研究的湖北和河南等6个乡村作为案例，联合湖北卓尔集团探索学术与商业相结合振兴乡村的路径，在文化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上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院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傅才武教授主持）获批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后，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咨询报告，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关注。
 
　　2019年，也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创院十周年。十年来，研究院从无到有，从1人增加到30多人，发展成为武汉大学与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建的“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国家文化和旅游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在全国创办了第一个“文化产业管理”二级交叉学科点（招收文化产业管理硕士和博士），成为全国高校研究机构中研究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政策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承办此次乡村振兴国际学术会议，对于研究院同仁来说，既是对十年发展历程的学术总结，也是通过中外学术交流，凝练下一个十年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的重要机遇。此次学术会议，不仅肯定了当代中国学界开展特色文化产业研究的价值，也赋予专家学者继续深入关注的灵感和努力坚持下去的信心与勇气。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界同行们都更加积极地关注乡村振兴这一时代性和历史性课题。
 
　　作为文化研究工作者，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也深深感动于民族复兴历史大势下学界同仁主动担当、努力作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联合编撰了这本论文集，其中不少观点都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外学者对于文化如何服务乡村振兴的思考。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一重大学术课题，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傅才武
2019年11月

　　本文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的根基：特色文化产业研究（第六辑）》序言　（订购）

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