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的辉煌：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她的时代》（订购）
郑雄 著
精装 定价：58元
ISBN：9787309155198
2021年7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　

　　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跟清华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过渡分不开。

　　清华的历史脉络大略是：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故事，发生在清华学校时期——那时候的清华，还不是大学，类似于现在的出国留学培训机构，只不过，它是官方直接管理的，花的钱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

　　似乎有点复杂，其实可以总结得很简单：清华改成大学（下文简称“改大”）之前，相当于中学，学生毕业后，要到美国上大学；改大后，学生才是大学生——当然也可以出国留学，但那是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国学研究院培养的学生，不是大学生，也不是中学生，而是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

　　清华改大，一开始是因为钱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改大之后，学生不用送出国上大学，就可以把钱省下来；否则，清华钱就不够花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清华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向以钱多著名。

　　举个例子。北洋政府掌权后，天下动荡，政府大员走马灯一样换得勤，财政又吃紧，别说教育经费，就是机关、军队也常常揭不开锅。顾维钧主政财政部时，竟然搞到了军人登门索饷、学校派代表到衙门索薪的地步，弄得顾维钧狼狈不堪。

　　相比之下，清华不归教育部管，而是归外交部管，钱不是中国政府拨付，而是来自美国的庚款退款，所以，有保障得多。

　　当年的美国外交官柔克义深谙中国社会潜规则，唯恐退款被挪作他用，所以，设置了种种复杂的程序，逼着清廷官员按规矩来。这些钱，中国先赔付美国，美国再退给中国的外务部（外交部）而非财政部，由外务部把钱直接给清华，不再进入中国的国库，因此就避免了管理国库的那帮官老爷上下其手。这一程序，北洋政府继承了下来，所以，清华根本不发愁钱的问题。

　　就拿1917年来说吧，堂堂的北京大学，学生数量是清华的两倍，而清华学校的经费预算竟然是北大的四倍。1918年，北京大学扩招，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人数将近清华的四倍，但清华的预算仍然是后者的近两倍。要知道，此时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当校长，英才云集，万众瞩目，是中国第一名校，其经费总预算居中国大学之首。

　　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清华钱多，校长一职也就被视为肥缺，一直不乏惦记这个位置的人。这也为后来清华园里的种种风波埋下了伏笔。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清华人也一样。对他们来说，此时，钱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钱怎么花更合算。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培养的学生是要到美国上大学的。那么，国内几年，美国几年，费用加起来，不是一笔小钱，而培养的学生依旧是大学生。如果改成大学，直接从国内招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成大学生，就省下一大笔在国外上大学的费用。就算是大学毕业还出国，那出去上的也是研究生，学业水平不就提高了吗？

　　二是退款结束后，清华怎么办。《辛丑条约》说得很清楚，战争赔款分39年还清。算下来，美国人的退款应该是到1940年结束。学校建立在专款专用上。有这笔钱，日子当然会很好过。问题是，退款结束了，钱从哪里来？清华还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办下去吗？美国人退完钱了，中国政府会怎么对待这所学校？就听任学校随着经费缩减，自生自灭，或者干脆关门了之？

　　想一想都不寒而栗。有眼光的清华人当然不会坐等。

　　1914年1月，胡适在美国发表了《非留学篇》一文。“非”者，“以为非”也。胡适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里，流露出了对留学问题的焦虑。在他看来，留学固然有必要、很重要，但其实是国家文明再造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是一块“敲门砖”而已。留学是不得已的行为——毕竟，当时的中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短期内，只能派留学生出去，学得知识和技能。他们回来后，像种子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广袤的国土上播撒新文明的气息。但是，长远来说，只有“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才能为“万世久远之图”。也就是说，中国国内多办、办好大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让中国自己的大学成为研究学问的阵地、传播知识的中心，才能让后来者不必留学，不出国门便能够学到安身立命、造福家国的真本事。

　　此时，离胡适回到中国、更深地介入新文化运动，还有三年时间。迢迢万里，大洋阻隔，没有妨碍他对母国问题的思考。不管多少人把公派留学看得多么体面、风光，“既得利益者”胡适，还是尖锐地指出了问题。

　　身处其中，胡适自然有与众不同的切身感受吧。而作为后来开一代风气的学界领袖，他的见识，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能够给我们启发。

　　十年之后的1924年，执掌清华学校的曹云祥校长要把清华改大一事提速。他郑重其事地发函，征求一些知名人士的意见，并诚恳地邀请他们担任大学筹备顾问。胡适正是被咨询者之一。

　　人间事，常常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清华如果“趁此时机，渐求扩充”，把一所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临时性学校改成国立大学，短期来看，可以用更少的钱办更好的事；长期来看，作为大学，它将成为当时中国新成立的众多大学中的一所，不仅有庚款退款的支持，还将有清华校友的捐助、政府财政的供给，它就可以稳稳地扎下根基，慢慢地成长、抽枝，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这样的设计，岂不是百年大计？

　　想一想都让人激动。

２

　　说起来，传统中国是没有大学一说的。孩子发蒙就在私塾，拜个孔乙己那样的老师，从“之乎者也”开始学，然后是读四书五经，学着写诗作赋，也就成个半吊子文人。如果再学写策论八股文，那就可以考虑参加科举考试了。如果要上高级一点的学校，可以考虑到书院。书院里，往往由一个有名的老师主持，主要由他来指导学生。这样的书院，古代有著名的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近代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也沾点边，可以算得上书院，梁启超在那里当过学生。但书院一来纯粹是民间行为，老师自己筹钱来办，学生按时交钱，很少有政府财政支持；二来书院开什么课、读什么书，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也基本没有成体系的安排，一切全看老师的兴趣和专长。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略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那时，两次鸦片战争的败局，让中国人痛感懂外文、知洋务、了解现代科技的人才太少了。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你先得知道“夷”之“长技”是怎么回事儿吧。那么，外国人的学校里教什么、怎么教，就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北京大学的前身、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不是曾经雇了个洋人丁韪良当总教习吗？从那时算起，到1925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已经47所了。北京大学自不必说，圣约翰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纷纷延揽天下才俊，毕业的学生有不少人在学校时就崭露头角，后来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而条件那么好的清华，还是一所留美培训学校，该有多尴尬。

　　1925年，清华学校已经办了十几年，培养了几百名学生，学成回国的很多，有出息的大有人在，很多人都可以来清华教书。再加上清华学校美国老师本来就多，硕士、博士一抓一大把，改大后师资也不成问题。

　　实际上，早在1916、1920年，清华学校的两任校长周诒春、张煜全就上书外交部，把他们心中对清华未来的设想简单进行了汇报。他们头脑中的清华，完全就是一所大学了。他们希望，少招程度低的学生，多招程度高的学生，慢慢削减留学名额；在清华内部，设立大学意义上的系、科，自己培养出大学毕业生。清华学生可以出国，可以留洋，但此时，学生的内心，已经是中国文化本位。他们程度也高，出国后不必经历较长时间的适应，很快就可以投入到更高程度的学业中。

　　可以发现，周诒春等人规划中的清华，实际上和今天的清华、和中国今天的大学体制是一致的。

　　外交部给了清华学校肯定的批复。

　　清华的改大之事，从此就算提上议事日程了。

３

　　正是在清华学校改大的过程中，国学研究院才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

　　要改成大学，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教数理化和外语的基础知识，得有院、系设置，得有像样的研究机构。大学，是做高深学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很难一下子就把各个学科门类搞全，但基本的框架总得有吧。有了框架，具体的、细致的学问、学科才好往里填充，学生才有可能做出选择，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请教授来。

　　清华人的基本考虑是，学校一分为三：留美旧制部、大学部、研究院。

　　留美旧制部保持清华学校以前的底子，学生仍然按照留美的思路来培养，中学程度的学生招来，培训完毕，合格的全部放洋上大学。在校生全部毕业之后，留美旧制部也就解散了。

　　大学部是新设机构，是学校将来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主体，“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学生在这里完成大学课程，不用去美国就可以获得大学毕业文凭。

　　研究院的设立，体现出清华人眼光的高远。清华不允许自己办成一般般的、泯然于中国其他大学之中的学校，而是“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所以，以研究高深学问为鹄的的研究院，是清华的精气神儿：请来高水平的教授，让他们指导最优秀的学生学习、做研究，变成学问家。研究院所造就的学术和人才，将来要成为学校实力和水平的象征。

　　望之愈高，思之弥远。有了这样的目标，清华人就一定会迈出攀越巍巍远山的第一步。这一次出发，步伐坚定，身影优美，以至于百年后的我们，仍然依稀可见那迷人的姿态。

　　对于研究院，清华人计划的是，慢慢来，根据学校的人力、财力、物力情况，根据教授们的专长，一个一个学科（当时称为“门”）地创建。

　　也就是说，此时考虑的，不仅仅是国学一“门”，还有很多种学科、很多“门”。只不过，研究院内并未有其他学科真正设置，自始至终只有国学一门。所以，后人提起来时，就笼统地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了。

　　这一年，是1924年。

４

　　一向以亲美、新潮、时髦闻名的清华学校，改大的过程中，为什么偏偏要设立似乎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国学门呢？

　　要知道，此时民国成立已经十三年；距《新青年》杂志号召人们“打倒孔家店”已经十年；距陈独秀呼喊“德先生”“赛先生”，距五四运动爆发已经六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逾四年。

　　此时的中国，正有无数种政治的、社会的、学术的、文化的思想与流派，在古老的大地上激荡。和着欧风美雨的伴奏，它们发出了高亢的声音。现代、新潮、奔流、革命、进化……一个个代表着进取、创新的词语，让中国人的头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涤荡。

　　后人所称的国学研究院也好，国学门也罢，此时此刻，显得和“历史的大势”背道而驰。

　　其实，看似吊诡的历史，自有其内在的逻辑。

　　当清华人醉心于改大的擘画时，中国的北方，一场“整理国故”的风潮悄然兴起，短短几年内，便蔓延到更为广袤的国土上。

　　胡适、鲁迅、陈独秀、郭沫若、钱玄同、傅斯年、梁漱溟……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或极力提倡或全力反对，或谈建设或倡中庸，或公开或私下，或高声或低语。

　　一个时代最为睿智的头脑，齐齐聚焦于同一个问题，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不引发各方关注。

　　当清华的改大和整理国故运动相遇，国学研究院便应时而生了。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人们往往把整理国故和五四后知识分子“向左转”、进入政治旋涡对比着看，视后者为历史进步，而对前者口诛笔伐。

　　特别是一说到整理国故，就会引用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的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鲁迅的话自然威力无比，往往三言两语便能起到盖棺定论的作用。从字面意思上，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国故，鲁迅是不屑一顾的；既然鲁迅不屑一顾，那么国故和整理国故都是可以不屑一顾的。

　　近百年后的21世纪初期，中国大地上再次兴起了国学热。一些地方铺排出了盛大的仪式，祭奠孔子，祭奠黄帝。各种各样的“讲坛”“讲堂”，号召人们重回传统。有人就打着普及国学的幌子捞了一堆票子，赚了一些眼球。懵懂的孩子穿上长袍马褂去读四书五经。连一向淡泊的老人季羡林先生，也发出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言论。恍然之间，“新国学运动”就要重新登场了。

　　两个世纪，两股潮流，乍一看有些相似，其背景是迥异的。

　　21世纪，不少人是把国学同中国崛起联系起来看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一定会成为富强之国，那是因为中国有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国学发扬光大呢？那么，学习国学，往大了说，是与时俱进，是要从历史出发，追赶未来的潮流；往小了说，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生活增加趣味的一种手段。

　　但在当年，国学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一批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发出了椎心泣血的嘶喊。在他们看来，国故原是中国的家业，而西方人却在研究方面远远走在前面。中国人不能认命，不能服输。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中国人视国宝为敝屣。短短几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先后到达敦煌，取走文书数千卷。欧洲迅速发展出敦煌学，中国学者却集体失语，造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草拟的《国学门建议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

　　当年的新锐学者陈寅恪也说过，东邻日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已经不是国人所能赶得上的了，所以，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中国史。陈寅恪悲愤地发表议论说：国家可以灭亡，但不能没有历史。今天的中国，国家还在，却已经没有正统的国史了。我们的老祖先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他为此赋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沈兼士和陈寅恪算是偏旧派的学问家。从他们的悲愤里，我们感受到了焦灼。他们眼里的国学，和一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密不可分：“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

　　新派学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胜利者，但他也提倡整理国故。他认为，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好好琢磨，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重估一切价值”，比如孔教、女子解放，比如教育改良、戏剧改良问题。怎么琢磨？怎么重估？他说了16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的观点很明确：整理国故，就是要知故求新。不护中国传统的短，也不要天真地认为，从国故中能找到“天经地义”，可以拿来安身立命。而是要捉妖、打鬼，化黑暗为光明，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要让国人明白，这些东西不过如此，使得青少年一心一意追求新知识和道德。

　　所以说，历史是丰富的。当年的整理国故，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更不是复古、倒退、保守这几个词便能概括的。实际上，这件席卷当年知识界的大事儿，无论是一百年前还是现在，追捧也好，反对也罢，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在关心着。

５

　　胡适的看法，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深深认同。

　　曹云祥，字庆五，浙江嘉善人，190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07年考取公费留美资格后赴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分别拿到文学学士、商业管理学硕士学位。他在国外使馆工作过，1921年回国任外交部参事后，开始接触清华学校的工作。1924年4月，他出任清华学校代理校长。

　　今天，曹云祥的名字，知道的人并不很多。可能是因为他去职清华校长后，主要在一些民间团体工作，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去世得也早，1937年2月即早早撒手人寰。所以，在宏大的历史中，曹云祥是个被遮蔽的人物。

　　不过，依据现在可以得到的材料，分析曹云祥的履历和他在清华的作为，我们可以做出基本判断：他在国内上学、长大，又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属于那种有见识又有办事能力的人，即便在那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位佼佼者。

　　1924年春天，曹云祥写了一本名为《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他讲了自己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思考。

　　曹云祥认为，当年的中国“群趋欧化，如醉如狂”，这是有必要警醒的。在他眼里，国门洞开之后，各种各样的“西学”汹涌而入，看起来光怪陆离、五彩斑斓，实则泥沙俱下、迷乱耳目。若不加选择，不问其与中国文化“是否龃龉不合”，就一揽子学过来，是要出大问题的：空有一个所谓“现代”“新潮”的外表，实则不能融入中国人的魂魄，凝不成新的精气神儿。如此“魂不附体”，多好的种子，种到中国的土地上，也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清华要开办研究院，重寻学魂，重铸国魂，如此一来，“数十年来中西隔阂之病，新旧相訾之状，可以悉数捐除”。

　　我想，曹云祥的观点，假如是被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那拨人提出来，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问题是曹云祥是正牌的耶鲁、哈佛留学生，没有“保守派”“封建遗老”的包袱，反而可以坦然表达。他说了就说了，说出来的是一个“问题”，没有人上升到“主义”的高度来批评他——当年，对“问题”的讨论，往往是以“主义”的阵营来画线的。

　　曹氏之有此看法，应该跟他留学的经历有关。早在1914年，曹云祥就在当时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留美学生曹云祥致某君书》，文中很是感叹了一番海外留学之观感：人到海外后，往往会经历四个阶段——

　　一是艳羡时期：人家有足球、汽车、钢铁大王、精密仪器，中国人哪一项都没见过，怎么不惊叹呢？

　　二是失望时期：时间长了，扑面而来的东西看习惯了，就会发现美国那华丽的皮袍下面藏着的虱子。也有那么多野蛮之人，招摇之徒，跟国内无两样。

　　三是愉快时期：既然看到了美国也有那么多的不好，回过头来想想国内，发现竟然也有那么多的好。结果，“爱国之情既深，忧国之词多有”，心里反而乌云尽扫，艳阳高照了。

　　四是明达时期：看多了，看开了，心胸就开阔了，知道母邦固有不好，也不是什么都不值一提，西方国家固然令人羡慕，但也并非连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留学生们开始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他们暗下决心，要把看到的、学到的东西牢记于心，以备日后归国，派上用场。此时，血气方刚的留学生们，热诚、坚定，对于学问与人生有了清晰的规划。

　　什么样的规划呢？

　　为了一个梦想的国家而努力。

　　对于一百年前的曹云祥等人来说，从青春到暮年，他们始终都在思考，中国怎样在世界上争得一个位置，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文化中争得一个位置。

　　这是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中国问题”。

　　这个问题，折磨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辈子。

　　这是一种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流风余韵。

６

　　起初，曹云祥希望胡适来当国学研究院的院长。

　　这个想法，一点也不奇怪。此时的胡适，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已经在北大做教授好几年。新学、旧学他都通，新派人物、旧派人物都接受他。他温和、通达，名重天下却低调儒雅，即便面对他反对的人和事，如果不触碰底线，他也会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得饶人处且饶人。曹云祥一定觉得，胡适的朋友遍天下，有强大的号召力，由他来当院长，请教授、招学生、排课表都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吧。

　　更重要的是，整理国故运动是当时的学术热点。而胡适，又在这个热点的中心地带，对整理国故十分在意。曹云祥向他请教清华改大事宜时，他一再说，中国办大学，国学是最主要的，而办研究院，亦当以国学为优先。

　　国学研究院院长，舍却胡适，还有谁？

　　但胡适却坚决地拒绝了。

　　不仅拒绝当院长，连研究院的导师也不当。胡适说，不是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当研究院的导师，曹先生你还是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先生来。有他们坐镇，研究院才能办好。

　　后人往往以为，胡适太谦虚。所谓研究院院长，不就是现在的研究生院院长；所谓指导国学研究的导师，不就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吗？有点办事能力，再有个副教授职称不就够了嘛。

　　我觉得，与其说胡适在自谦，不如说他有自知之明。

　　胡适是靠鼓吹新文学起家的，来北大当教授，本钱主要是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几篇文章。那些文章，很多都是在美国的时候写的，往《新青年》投稿，陈独秀很喜欢，引为知己。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后，邀请胡适回国来北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人看法一致，可以互相帮衬，也是对新文学阵营的一种壮大。但胡适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是文化时评，属于新闻类作品，不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底，不需要演绎、归纳、层层推进，用学问家的眼光得出严谨的结论。用专业的眼光来看，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就像现在的中国，大学里，写几篇随笔、时评、杂感是不能计算成科研工作量的。自然，这些文章和一些所谓论文相比，哪些更有用，哪些更有价值，是另一回事。这是由一个时代的学术体制所决定的。

　　所以，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适，并不像后人想象的，学术上那么自信。作为学界新星的他，深知自己处在聚光灯下、风口浪尖中，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人在大学，自然就要考虑大学里的学术环境，也不能不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别人。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胡适初到北大，教学任务是接替陈汉章来讲中国哲学史。陈汉章是当年北大最有声望的旧派学者之一，和大名鼎鼎的刘师培、黄侃齐名。而刘、黄，正是旧学泰斗章太炎的门生。

　　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自然跟陈汉章不同，学生们看他这么年轻，又是个鼓吹白话文的教授，有点看他不起，就悄悄议论他。再听，发现他讲课，竟然不像老先生们从三皇五帝开始，而是从《诗经》开始讲，就更加困惑。有人说，胡适的学问，比陈汉章差远了，根本没资格站在北大的讲台上；有人则认为，胡适读书当然没有以“两脚书橱”著称的陈汉章多，但他讲课有新意，非陈汉章所能比。学生们找傅斯年来商量。傅斯年做足功课，专门来听胡适的课。课堂上，他频频向胡适发难。傅斯年向以爱学习、做人狂狷而著称，他天不怕地不怕，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轻易可以应付的。两人一过手，搞得年轻的胡适出了一身冷汗。但这样的问答，也让傅斯年对胡适起了佩服之心。几堂课之后，傅斯年告诉同学们说，胡先生书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们不能闹。后来，回忆起早年岁月，胡适曾感慨地说：那时候，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傅斯年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从胡适的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当年的处境，也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真实的学术地位。在北大，年轻的胡适俨然已是新派学者的领袖人物，但他年轻，做学问时间短，学术上没太多积累。这也是新派学者共同的问题：虽然他们说的都很动听，很有道理，“路子是对的”；但做学问，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新的学术体系，不是靠某人振臂一呼就能搭建成功的。

　　今天，毕竟接续着昨天，而到了明天，今天也必将成为昨天。

　　旧学新知，岂是一刀可以两断的？

　　对国学做高深的研究，还要倚重那些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目光深邃，日夜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学问家。

　　上文选自复旦大学出版社《苍凉的辉煌：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她的时代》 （订购）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