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研究指南》（订购）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 [德]安斯加尔·纽宁 主编

李恭忠 李霞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经典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围绕特定的作品和作者而写作，从而使其受到人们关注；文学史的编撰者为其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空间，或者完全不理它们；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制作了作品，使其能够被人获得；人们多少会购买，有时甚至会阅读这些作品，尤其是出于老师和教授的敦促、出于朋友或评论家的说服，或者是在刚刚看过电影版本的时候。

　　就接踵而来的复杂性而言，西蒙·温科建议把经典的生成理解为一种“不可见之手”现象——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这个术语，用以描述某种很难辨别其实际起源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的形成出于众人之手，尽管人们并不必然意识到这一点。

　　每当我落笔之际，大量细节便流向过去。毫不奇怪，当我试图储存它们时，我的记忆总是高度选择性的。如果这一点已经涉及个人记忆，那么，一个群体无论规模大小，他们在储存共享记忆时，其选择性必定会强得多，这种选择性过程的结果就被称为经典。

　　由于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选择过程通常以评价为基础，因此，经典是个人或者群体共享价值的客观化。由此，它们在更大的文化框架内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群批评家（大部分是美国人）一致意识到情况就是如此，对“经典”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这些批判表明，当集体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经典的有效性也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

　　通过个人体验和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价值层级的变化并非罕见，这些变化的客观指标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能观察到的经典切换。因此并不奇怪，在经典研究领域，最开阔的方向一直是“经典”的概念史，以及这些文学经典实际如何形成的历史。鉴于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同一文化中经典相互竞争现象的出现，我们似乎可以把经典理解为某段时间内一个文化中的各个群体所共享和推动的价值评估的结果。

　　另一方面，经典是为了传承而被解读的，经典的生成历史也表明，尽管困难重重，但它们依然拥有超长的生命力。这跟它们在塑造和支持文化记忆方面的至关重要性有关。1988年，扬·阿斯曼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将文化记忆界定为“反复得到使用的文本、图像和仪式的特色存储，在培育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每个社会和时代的自我形象都输入其中并稳定下来。一种集体共享的偏好于（但并非完全专注于）过去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一个群体得以形成其团结意识和特征”。

　　由于这种团结功能日渐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是，集体记忆当中应该保留足够数量的来自过去的有价值的东西。跟传奇历史的神话和叙事一样，经典也是确保这一点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正是因为经典与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最近有关经典的争论中，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首先是追溯经典的历史变化，其次就是经典在文化中的嵌入及其各种文化功能。它们将以往事件的无限性和成就转变为一种“可用的过去”，除此之外，尤为值得提及的是罗杰·沙图克的看法。他试图捍卫经典，他说人们不仅仅“期待着在宏观的文化领域——习俗、制度和艺术品——发现连续性……”，而且期待着“在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感知和想象的连续性当中，去发现有关人类之伟大的数量有限的版本”，“连续性和伟大在传世的艺术品或者精品杰作当中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和庆祝”。

　　然而，参与经典争论的大多数批评者却赞同霍华德·菲尔佩林的观点，即“经典依赖于高度政治化的持续的文化谈判，在此过程中它势必得到不断的重塑”。毕竟，集体经典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化记忆中哪些东西得到保留，而这又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现在和过去的看法。政治取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约翰·盖尔利利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这一隐喻来探讨《文学经典的生成问题》，甚至哈罗德·布鲁姆在预测西方经典的未来时，也坦然承认“经典总是间接服务于西方社会每一代富裕阶层的社会、政治乃至精神关切”。这就不难理解，在渴望一个平等社会的旗号之下，会有人主张消解所有集体性的经典制作：“我们都在制作自己的经典：每一个教育者都是自己的牛顿。……也许，不胜枚举的英国文学经典的出现，就是适宜的后现代解决方案（或多个解决方案）。经典死了：各为所用万岁。”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关经典的争论集中于文学经典方面，尽管文化记忆构成的经典涉及众多领域的文化活动——例如绘画、音乐、戏剧和哲学。对此，杰西卡·蒙斯的评论已经提供了一个理由：在美国，文学经典被等同于大学里的课程内容，严重依赖于少数权威性的文学作品选集，后者占据着相应的市场。这一等同并不那么不得要领：经典只有在世代相传时才能对文化记忆的运行具有某种价值，而教育机构在该过程中起着首要作用。然而，除了教学经典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经典——例如，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学名著，尤其是一部不仅仅靠印刷、翻译流传的经典，有“高雅”文学经典，也有“流行”文学经典，还有代表特定国家的民族精粹的广义经典文本，正如许多国家的文学史所表明的那样。

　　尤其是在美国，当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群都主张在集体记忆中得到更公平的再现之时，教学经典不可避免地具有的高度选择性，以及经典作为“文化资本”至少具有的假定影响力，在所谓经典之战中激起了深厚的情感和许多论战。1984年，罗伯特·冯·哈尔伯格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批评集《经典》。正如他在该书导言中所说的：“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经典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利益对抗其他群体或阶层利益的表达，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理解。”人们必须对付同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好几种“记忆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记忆文化（也不仅仅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就这一事实看，这些记忆文化跟作为其档案的经典之间当然存在竞争。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正如芭芭拉·史密斯在著名的反经典论文《价值的偶然性》中所言，那些“在负责编辑选集、准备阅读清单的人，显然就是那些占据某种文化权力的人，他们的评估行为——表现在他们排除了什么、收录了什么——不仅构成了价值的推荐，而且构成……价值的决定因素”。不过，这一点不怎么适用于欧洲的情况，它表明文学经典和基于《圣经》神圣启示的宗教圣典之间缺少区别。后者确实能成为文化权力的一个经典范式，而对历史的考察将表明，文学经典总是具有开放性，并且容易受到复杂的文化过程带来的变化的影响。

　　一旦我们不是以化约的方式将文学经典等同于教学经典或者课程内容，就会意识到许多因素都有助于文学经典的生成和维系。后来的作者从早先的作者那里借鉴了形式和主题。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围绕特定的作品和作者而写作，从而使其受到人们关注；文学史的编撰者为其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空间，或者完全不理它们；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制作了作品，使其能够被人获得；人们多少会购买，有时甚至会阅读这些作品，尤其是出于老师和教授的敦促、出于朋友或评论家的说服，或者是在刚刚看过电影版本的时候。就接踵而来的复杂性而言，西蒙·温科建议把经典的生成理解为一种“不可见之手”现象——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这个术语，用以描述某种很难辨别其实际起源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的形成出于众人之手，尽管人们并不必然意识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可以说，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记忆的存档，绝不只是由批评家创造的，因而，反经典主义的批评家和理论家要想消灭经典，这种希望似乎相当渺茫。

　　虽然经典所包含的文学作品也许具有卓然不群的特征，但经典本身并非如此，因而上述情形越发明显。在一个社会当中，经典控制着何种文本能在集体记忆中得到保留，得到“认真”对待，以某种特定方式得到阐释。例如，翻阅一下19世纪英国的英语文学史，它们几乎都会揭示如下内容：各个层级的英语文学经典，都旨在传播道德价值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便增进民族统一和认同。至于在20世纪，简·高拉克已经表明，“经典承担着如下功能：国家政治的载体，通过批判性先锋提出的文化独立宣言，创造性成就的细微差别的校准工具，百科全书式、神话或者历史叙事的源泉”。经典给文学遗产提供了常新的诠释和效力，因而有能力协调传统和当下的需求。由此之故，它们对文化变迁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以至于似乎能够确保自己长盛不衰。

　　真正的问题在于，最近对于经典的选择性和“压制性权力”的负面影响的集中关注，令它们可能的功能蒙上了阴影。其中之一就是文学经典提供给作者的动机和取向。用查尔斯·阿尔提艾瑞的话来说，“经典使人们注意到可以在文学媒介内部做些什么。经典是一座发明的宝库，也挑战了我们进一步发展某种类型或者风格的能力……”。此外，经典也划定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并为其提供定性指导。基于历史偶然性的标准，它们从数以千计的既存文本中挑选出那些称得上“文学”的作品，这个过程实际上就产生了“文学”的概念。对每个人——无论是作者、批评家还是“一般读者”——而言，经典都起到了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功能，也就是把太多的存世文本变成一种“可用的过去”、一个能在集体记忆中得到保留和进行检索的文本库。

　　本文节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有删改。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