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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社《帝国与传播》

2003-11-18 15:38:33 来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这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是伊尼斯在他《帝国与传播》中所带给我们的，后者是邓小平说的。伊尼斯用他的分析展示了他对技术的重视，“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显然我们关注的仅仅是某些工具”(P4)，但这一定不是我们把他定义为“纯粹的技术决定论者”的理由。

　与《传播的偏向》有所不同的是，《帝国与传播》的脉络更清晰，论证更严谨，分层更一目了然，在涉及技术对社会的作用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的铺垫和阐释也更容易被理解。书中关于帝国的划分是从伊尼斯关于文明的划分中延伸出来的，但比仅仅是前者更易让人接受，这种划分勾勒出了整本书的框架。媒介之间的作用和媒介与帝国之间的作用在本书里仍然占据了大量的篇幅，羊皮纸和莎草纸、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宗教斗争和历史事件是无可争议的细节，在这样的叙述中，关于传播的发展历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历史的真实被清晰地加以还原。

　在伊尼斯的笔下，世界是由系列的冲突和不断的矛盾所构成的。他用“整体场论”所框架的各个帝国被他以史学的视角予以一一审视，“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和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各种媒介的地位在历史的漩涡中此起彼伏，因为宗教，因为政治，还有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它们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也在历史的浪潮中挣扎复挣扎，往往一种文化就在媒介的变革中转眼间灰飞烟灭。媒介的出现与技术有关，文化形态的变化和媒介有关，文化形态同时也推进或阻碍技术的变革，三者往往有时交媾在一起，让我们难辨雄雌。在这些反反复复中，世界变化着，有上升，也有下降。有他所推崇的帝国，如希腊。对帝国前进中出现的文明的兴衰，伊尼斯分析了其运行机制。他从帝国在时间上的控制说到空间上的控制，当一个帝国在技术的推动下成功地利用了纸这一类偏向空间的媒介来达到其对官僚体制和国土的控制时，这个帝国就成功了。但这一成功往往建立在忽视了时间观念的基础上，或者说以牺牲了时间观念为代价来获取了帝国的成功，这必将导致朝代更替时的混乱。

　伊尼斯“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对一种文化的这种内部考察直接让他了解了文化的运行机制。他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的内部。这种参与性的研究摆脱了一个固定观点的束缚，在关注历史事件和随之而起的变化时有了“移步换景”之效。他不是个纯粹的旁观者。从这种观察中他看到了社会发展和媒介之间的联系，以及众多媒介自身的互相关系。

　伊尼斯就这样给读者讲着故事，从古到今，深厚的史诗般的叙述。他在每个帝国的发展过程中都用了近乎于烦琐的话语重叠了无数的细节，这些细节让我们读他的书有些乏味，无从着手，还有点责备自己的无知和他的炫耀。但正是有了大量的铺垫，掩卷思索时才发现理解开始容易了。

　在最后的章节中，伊尼斯比较了羊皮纸和纸张，这在他的心目中代表了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媒介。在二者之间充满了关于帝国与宗教之间的斗争，最后出席的是既偏向时间又偏向空间的媒介，这就顺利过渡到了现代媒介。伊尼斯以近乎快进的叙述给我们说完了近代出现的众多媒介、现代媒介的功能和众多媒介之间的互相作用。自始至终，他都坚信每一类媒体的出现都会排斥着之前的媒体，都会带来一种新的文明。但这并无法解释当前众多媒介并存以及新媒体以日新月异的形势变化着的现象，也许我们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伊尼斯对传播学史的梳理对传播学的影响是不能仅用“深刻”来评价的，它直接冲击着我们对媒介的划分。从此，我们审视媒介的时候就多了关于媒介的偏向说，在关注媒介的传播效果时考虑到了媒介间的区别，观察帝国的时候就多了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媒介。帝国与传播是如此地紧密纠缠，“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

　大凡批评伊尼斯的人均以他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而对其批评，但他并不以技术为所有发展因素的中心，而是选用了如此的一个切入口，真实还原了历史的真面貌。《帝国与传播》中译本的面世给了伊尼斯一次辩解的机会，也还原了他的真面貌。一种好的研究方法、一本好的书带给我们的应该是视角的拓宽，而不是强求统一的完整。大抵学术中的大家，也就在于此了。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２００３.１１.１４

本版责编：孟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