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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出版社《课程与教师》

郝德永

2003-11-20 14:23:04 来源：

《课程与教师》认为：
教师是课程的主人有义务建构“自己的课程”

　课程与教师是教育过程中两个根本性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课程与教师的定位，实质上就是对教育过程的定位。尤其是课程与教师之间关系(包括权力、地位、角色、义务等)的性质决定着整个教育实践范式的品质。无疑，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课程与教师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法理化的文化政治学基础上的。一方面，这种文化政治学基础决定了课程的社会法定文化锁定的逻辑与机制。课程起源于文化承传的需要，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然而，在课程漫长的以文化承传为宗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原点使命逐渐演变为课程实践的根本性的立论依据。千百年来的学校教育发展实践表明，学校课程始终在遵循、追赶法理化的社会文化的理路嬗变过程中寻找、确定其宗旨、使命及存在依据，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锁定的逻辑与机制，如课程的“文化适应—维持论”、“文化复演—传递论”、“文化选择—加工论”逻辑；课程作为“文化代码”、“文化资本”、“文化霸权”机制。从本质上讲，课程的文化锁定逻辑与机制即课程完全受制于现存的“法定文化”的规范与旨意，视其为“真理”，机械地、盲目地，甚至麻木地认同、接受及服务于这种法定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政治学基础决定了教师的课程“代言人”的地位和“传声筒”的角色。法理化的文化决定了学校课程的“标准化”性质。这种“标准化”的课程构成了教师一切“教育”行为的绝对范本和“指挥棒”。面对这样的课程，教师只具有原样传递的职责，却无反思、批判、创新的权力、义务、意识与能力。于是，法理化的文化政治学基础使课程成了社会现实主流文化的“傀儡”，使教师成了课程的“傀儡”。课程与教师之间便形成了指挥与服从、任务与执行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工具品性、灌输与训练模式、教育教学方法的教育术品质等，都是这种法理化的文化政治学基础使然。因而，教育范式的改革与转换，必须以对课程和教师的重新定位为前提。

　20世纪，人类思想文化界的时尚就是怀疑与否定。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个世纪被称为“怀疑与否定的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就是在20世纪末掀起了一场最为壮观的、最为激进的文化批判与反思运动。它在各个领域四面出击，全面、彻底清洗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文化理念、模式及方法。显然，后现代主义已成为批判、解构现代主义范式以及建构新范式的最时髦与最有力的话语表述方式，以至于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诞生了标新立异的后现代学术范式。在教育理论探究中，尤其是在课程论探究中，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思维方式。在顺向、封闭系统中，以本质主义及其认同性思维为逻辑起点运行了几千年的学校课程，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批判与否定，并具有了新的视野与选择。如今，关于课程性质与教师角色的转换的呼声连绵不断，尤其是对课程与教师的概念重建以及对课程与教师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的重新定位，已成为教育理论探究与教育实践改革中的核心问题、焦点问题。对此，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教授在《课程与教师》(钟启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充分的论述以及近乎完美的解释。它标志着当代课程理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和研究范式的划时代转换；对当代教育教学实践的发展与改革，尤其是对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教师重新认识课程与自身从事的职业，明确自己在课程研制与实施过程中的权力与义务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置身于文化变革与转型的时代背景，基于行动研究的方法论范式，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后现代教育发展图景与思维方式。其中对今日教育理论探究与教育实践改革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关于课程与教师后现代意义上的解释与定位。

　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佐藤学全面、深刻地解构与批判了传统的“传递中心”的课程定位、“技术熟练者”的教师定位、“教育工厂”的学校定位，并明确提出了课程、教师、学校的后现代转换与发展路径：即由作为“传递中心”的课程转变为作为“对话中心”的课程；由作为“技术熟练者”的教师转变为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教师；由作为“教育工厂”的学校转变为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这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发展图景与路径，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到了课程的教师权力与教师的课程义务的革命性的转变。这是我们重新定义与建构课程、重新定位与培养教师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发展方向，也是《课程与教师》一书的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和贡献。这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理论突破与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赋权：教师作为课程的主人。

　在传统的教育实践中，课程作为标准化、法理化的教育内容，不允许教师有任何的自主性的解释与建构。教师只有机械传递的权力。对此，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予以了根本性的解构与重建，并赋予了教师建构课程的权力。

　重新审视与界定课程的品质与功能，是赋予教师建构课程权力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在他看来，在以往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与政策制约下，教师自身以学校与课堂为本位去创造、评价、实践课程的经验是贫乏的。课程被理解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育内容的“公共框架”，或者被理解为教师在学年之初制定的“教学计划”，缺乏把课程作为师生在学校与课堂里创造的“学习经验”加以理解的传统。这种由教师单向度地向学生传递“制度化知识”的课程，仅仅依据“教”的侧面的制度性思考，并不能表现“学”的侧面的意义。它将学生看做是灌输知识的袋子，使学生远离了真正的学习，致使学生的学习只是表现为艰难地挣扎在以掌握知识的多寡为“胜败”标准的记忆竞争或考试大战中，发现不了学习的意义与喜悦。不超越这种现实，要描绘学校的未来形象是不可能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佐藤学主张，要重新界定课程，教师必须摆脱“公共框架”的束缚，根据自身的教育想象力与设计力，形成新的课程见解。为此，佐藤学具体从三个方面对课程进行重新定位，即“教师构想的课程”、“作为儿童学习经验之总体的课程”、“作为师生创造性经验之手段与产物的课程”。这三方面的课程定位，从根本上突破了历史上与现实中教师的课程研制“无关者”的地位，赋予了教师课程研制的权力，使课程由“国家课程”、“法定课程”、“专家课程”、“公共框架”转变为“教师的课程”，教师成了课程的主人。这一转变具有决定意义。对此，佐藤学认为，“教师构想的课程”即立足于教师日常实践中决策的课程，是囊括了同实践互动的动态课程。这种“教师的课程”在教育实践情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着教材的功能、价值的实现程度及教育教学的实践方式，并把被视为绝对化的“公共框架”课程加以相对化，使在课堂中实际起作用的课程超越固定的教学计划的限制，形成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空间与实践情景。

　其次是，介入：课程作为教师的实践经验。

　在传统的教育实践中，教师作为教书先生，没有任何课程研制的使命，只有照本宣科的义务。对此，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予以了根本性的解构与重建，并重新界定了教师的课程角色与责任，明确了教师应承担的课程义务。

　重新审视与界定教师的课程角色与责任，是重新确定教师的资格与义务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中所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与热点问题。在他看来，如今，尽管“教师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专业领域，但要清晰地界定教师，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对教师过分严酷的期待、批判与评头品足，另一方面是教师的困惑、沉默，丧失了自身的话语。因而，重新界定教师，已成为教育学探究领域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佐藤学认为，教师职业并没有形成专业职的内核。相应于专业职，它缺乏专业知识与技术、缺乏专业性的自由与自律制度、缺乏自主性的资格认定制度等，也就是说，这一行业作为专业的社会制度的几乎所有要件都不齐备。教师事实上处于“外行”和“专家”之间，处于“中间人”的位置。

　显然，作为“中间人”的教师，不仅没有独立、自主的职业标准与权力，而且也没有名正言顺的内在的角色定位与责任、义务范畴。他只能依据外在的权威与权力，消极地，甚至麻木地传承社会、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所规定的所谓“法理性的文化”。对此，佐藤学指出：“学校的荒废、儿童的颓废，难道不是由于应试和管理带来的非人性化的教师的责任吗？难道教师不是仗着权威和权力，借‘读书、读书’来压制、窒息儿童吗？”因而，教师的角色必须由“中间人”转向“介入者”，即作为“中间人”的教师必须作为“介入者”加以重建。而作为“介入者”的教师则须在学校和课堂里承担构建文化的义务与责任，也就是说，教师作为一个“反思性实践家”，必须承担建构“自己的课程”的义务，而不只是传承规定的课程。教师角色与义务的重新定位，意味着教学、学习等重要的教育概念的内涵的重建。实践性教学、反思性教学、探究性教学成为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方向；而摆脱有效地传递大量知识的产业主义模式，迈向自主、生动、合作的学习模式，将推动学习的概念重建。

　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无疑是一部引导教育改革、促进教育范式转换的力作。在新世纪之初，钟启泉先生将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引进我国，它对我们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改变由于过度的紧张所带来的应试竞争的弊端，划一的学校教育与课程所带来的学生与教师的创造性与个性的失落，以及灌输式教学与死记硬背的学习的弊端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相关链接：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张华主编)是一套大型的开放式的有关课程与教学研究方面的经典译著系列。“文库”选取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加以移译，目的是为东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并由此推进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为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思想营养和理论借鉴。“文库”从2000年开始由教育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面世的有9种，分别是《后现代课程观》、《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比较课程论》、《教学原理》、《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理解课程》(上下)、《课程与教师》、《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文库”出版以来，以其较高的学术品位，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寻找自己的生长点开阔了理论视野，又因其对我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具有切实的理论指导作用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目前，“文库”中的多本已几次重印，成为了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和案头书。

　作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文库”在2003年获得第3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并入围第6届国家图书奖，在新近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课程大会(2003，上海)上也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好评。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20日第8版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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