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刘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71岁。刘统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是一位严肃正派、细致负责的好教师、好学者。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选摘刘统教授文章《上海解放第一年》中片段，与读者分享，以表哀思。

上海解放第一年（选摘）

　　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第一条就是要让上海的工厂重新运转，但只这一条就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上海过去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所有东西都是进出口的，上海的老人都知道，他们吃的米不是国产品，是暹罗米、越南米。工厂里用的棉花不是国产棉，是澳洲棉、美国棉，这些进口棉花质量又好，价格又低，所以上海的纺织业非常发达，纺织的成品不断销往国内市场，还有很大一部分销往国际市场。

　　但是国民党撤出之后，驻军舟山，派海军封锁了长江口，还在长江口布水雷，这一下所有的外轮都进不来了。于是陈云就来到了上海，主持上海的财经工作会议，把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解放区其他的地区大量地调米、调煤炭、调粮食，来维持上海的生活以及生产的运转。比如说上海的面粉厂生产的面粉质量特别好，但是没原料，美国的小麦进口不了，于是把北方的小麦一包一包、一船一船地运到上海，首先让那些面粉厂开工。这些面粉厂磨出来的面粉，不但供应上海市场，还要供应国内市场。共产党就大量地调进米、煤、棉花等原料，公家调的粮食都是平价，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过好日子，上海的商人一看又有利可图了，于是就大量地抢购囤积，不去搞生产了，把剩余的资金都拿来存货了。共产党的粮食一进上海，这些商人马上就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买，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牟取暴利。

　　到1949年10月，又一场严峻的斗争打响了，即米棉之战。陈云是上海人，他对上海的商人、资本家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说这些人贪婪的本性、投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共产党要不给他们点厉害，上海的市面稳定不了，物价稳定不了，生产也稳定不了。所以陈云在上海运筹帷幄，要跟资本家打一场大战。他调集全国的物资、粮食，用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运进上海。火车运，轮船运，甚至是汽车运，以保证公家的商店天天有粮食出售，而且还天天降价。上海商人一看太高兴了，公家的商店里天天卖粮食，于是天天进货，这样商人的资金很快就用光了。商人资金用光了就去找钱庄，上海有好多钱庄，就是今天的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借高利贷，然后继续吃进，想等着共产党没粮食了再往外抛，赚大钱。当时疯狂到什么程度，有一个词叫日拆，就是借你的钱按天算利息，我今天借了钱买了粮食，打算明天就抛出去，还高利贷。

　　陈云不断地调粮食，还让北京、天津共同制造出一种假象，在北京天坛广场上拿席子搭大粮垛，往粮垛里面堆粮食，表示共产党的粮食多得连仓库都放不下了，都放在露天仓库里了。商人一看共产党粮食这么多，而自己的资金都没了，又欠了高利贷，粮食抛不出去怎么办？终于自己的仓库也填满了，资金也用光了，高利贷也付不起了，最后只能割肉往外吐。打了十几天的米棉之战后，陈云把物价稳定住了。上海的物价开始回落，物资供应趋于稳定，商人们赔了大本吃了大亏，这下都老实了。一听说上海的市场开始回落，资本家都开始往外吐粮食、物资了，陈云真是擦了一把冷汗。共产党的物资也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可能源源不断地调动，如果再坚持一个礼拜，商人还在那扛，物价就要崩溃了。

　　这一仗打胜之后，陈云得出了几个重大的教训。

　　第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资，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粮食、煤、棉花都是老百姓必需的，如果掌握在个人的手里，他们就要兴风作浪，操控物价，所以这些物资一定要掌控在国家的手里。所以陈云就萌生了一个统购统销的设想，以后这样的物资都要由国家来统购统销，都由国家来统一调配。所以，1949年以后，我们就实行了粮食、煤炭的计划供应，国家专营。农民不能再自由买卖粮食，都得交给国家的供销社，然后由国家来统一调配粮食，满足各地的供应，稳定物价。后来就实行了票证供应，国家就开始有了粮票、布票，上海就开始有了工业券等等。采取按计划供应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足够的商品供应社会，这是迫不得已的。不但如此，粮食、棉花、煤炭我们要掌握，一些重要的其他物资也必须由国家来掌握，比如说盐、烟酒，甚至像猪鬃这样的东西都得由国家来掌控，当时做牙刷、做各种刷子都得用猪鬃，连这些东西都要由国家来专营。陈云一下就在国内建立了几十家专业公司，比如烟草公司、糖业公司、盐业公司、酒业公司、土特产公司，都由国家来收购、专营，这样就彻底断绝了私人操控市场、操控物价的可能性。

　　第二，金融得由国家来专营。一开始在上海打银元之战，然后又打米棉之战，都是因为资金。资金要是动来动去，国家掌控不了，经济就稳定不了。怎么办呢？金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首先，美元、银元、黄金不能在市场上流动，一律要归中国人民银行。其次，彻底废除私人钱庄，私人钱庄成天高利贷放来放去，扰乱金融。最后，资本家既然能兴风作浪，说明手里还有余钱，正好国家缺钱，我们发行公债。当时1949年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国家需要大量的钱，但是许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所以国家只能印票子，那会儿人民币一开始也是5元10元的，后来很快就变成1万元一张的大票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国家不能只印票子呀，得想法从民间收集一些资金。毛泽东觉得这事风险好大，问陈云发行公债到底行不行，国家还不还得起。陈云就给毛泽东做工作，说发公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先例，都是拿它作为启动国家建设的资金。于是毛泽东就批准了发行国家公债。通过发行公债，社会上的流动资金进一步地收到了国家手中。这是国家进行的经济控制。

　　第三，统一财政。新中国的经济不能像过去的解放区经济那样各自为政。过去干革命的时候，中央不给你发钱，全靠各解放区自己筹钱，自己去办商业，养活军队，养活根据地，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的。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是一块，晋察冀是一块，山东是一块，中原是一块，自筹资金，自行发展，所以这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东北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能发展到100万人。山东老区也大，经济也比较富裕，华东野战军能发展到70多万人。但是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一共不到10万人，陕甘宁穷得叮当响，所以解放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是非常不平衡的。这样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财政，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金库，中央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钱没钱。陈云调物资的时候，有些地方就不听话。所以陈云就考虑一个大问题，要财经统一，不能地方各自为政。这个事毛泽东也早就感觉到了。1947年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毛泽东统计了一下，东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大仗打得热火朝天，一共俘虏了国民党的70多名将官，但是华北野战军聂荣臻的部队只俘虏了一名国民党的少将，还是个团长。于是毛泽东就严厉地批评华北，战斗为什么打得这么差。朱德和刘少奇要到西柏坡，毛泽东就悄悄地给朱德一个任务，去看看华北解放区是怎么打仗的。结果朱德到华北视察，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聂荣臻的部队每个团都在做生意，每个团都开商店。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形成的局面。当时晋察冀做了不少生意，跟敌占区做贸易，也挣了不少钱，为陕甘宁边区作了很大贡献。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团还在做生意，一个团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做生意的、搞生产的，团长、政委每天晚上都得算账，这样的部队哪还能打仗啊。朱德说，要割尾巴，把经商切开，所以反对军队经商是从朱德1947年视察西柏坡后开始的。这样的话，把尾巴切了，各部队精简了，战斗力加强了，然后才打了个清风店战役，把国民党的军长给俘虏了。新中国成立了，不能允许各解放区搞独立的经济。陈云下令统一财政，把各解放区的账本都交上来，小金库都交上来，干部统一调配。这样就形成了全国一盘棋。陈云借鉴上海的经验，反思出了这么几条，就形成了新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

　　所以陈云来上海打经济战，不光是解决上海的问题，还要以从上海取得的经验来指导全国。毛泽东觉得陈云这个人真能干，称赞陈云。后来我到陈云纪念馆一看，他有个绰号叫“共和国掌柜”。这就是陈云在1949年表现出来的经济方面的特殊才能，也表现出共产党能够战胜上海最精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所以说共产党在上海对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团结，另一方面是统战。统战就是有统有战，不能是只统不战。当时为了维护上海的生产，为了上海能够发展起来，陈云在上海坐镇，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也提供了很多的扶助措施，就是为了让上海的工商业能够重新振兴，要让上海变成一只生金蛋的母鸡。

　　本文作者：刘统，选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2堂“四史”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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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