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订购）

［波兰］莉莉·蔻利拉奇（Lilie Chouliaraki） 著

叶晓君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面对充斥在大大小小屏幕里的各式各样的灾难，人们或是如路人般冷漠旁观，无动于衷；或是如身临其境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对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既是人道主义的立身之本，也是其问题所在。

　　在《旁观者：观看他者之痛如何转化为社会团结》一书中，作者认为，现在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虽然不再把受灾的群众表现为被动的绝对的他者，但是却把救灾转化成公众追求时尚和快感的游戏、慈善组织自我品牌的营销、明星的秀场和集体心理治疗。灾难没有成为真正联结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集结号，没有成为再次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反而成为西方公众自我娱乐、自我确认的派对。后人道主义的灾难表征里面不再有被动无助的他者，只剩下自恋的大写的自己，它的名字叫西方。

　　作者呼吁旁观者超越充满讽刺意味的后人道主义救援，在反思和行动中联合起来，真正为善。

　　这本书被《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评为2013年最好的新闻学著作。2015年，本书获得国际传播学会（ICA）杰出图书奖，这是媒体和传播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图书奖。以下节选本书“译者导读”部分内容，请译者叶晓君老师带大家走进蔻利拉奇这本好评如潮的《旁观者》。

译者导读（节选）

叶晓君

黎巴嫩在哪里？

　　1958年7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多达50万的人民群众，支持黎巴嫩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反对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干涉，声势浩大地声援“我们的阿拉伯兄弟”。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之后，坐在我课堂里的北京高校学子对此一脸茫然：黎巴嫩在哪里？除了几个能够勉强挤出答案——“一个亚洲国家”，剩下的同学几乎都是满脸问号，迅速低头拿起手机搜索。百度也许会告诉我们，中国与黎巴嫩之间的物理距离依然是6106公里，并未发生变化，可为何在一个甲子的时间里，黎巴嫩会从“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国度？在一个甲子的时间里，有难同当的“兄弟”为何会变成“遥远”的他们？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能够清晰、简单地回答的问题。但是这个落差却清晰无比地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同情是有边界的，而这个边界是可以改变的。作为管理同情边界的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将这个现实转译为“同情疲劳”。他们提供的诊断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太多了，多到超出了我们同情的额度。相应地，他们提供的药方是依赖市场营销和媒介技术来增加苦难的可见性，拓宽同情的边界，让更多的观看者转化为行动者。

　　然而，莉莉·蔻利拉奇教授并不买账。这位多年致力于研究苦难和媒介的教授在这本书中犀利地撕开了同情疲劳的假象，并拒绝在理论僵局中无所作为，而是勇敢地为西方人道主义开出自己的药方。

同情如何可能？——想象性地遭遇苦难

　　对同情疲劳的诊断首先要回答同情是如何产生的。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本自私还是利他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它们都是一些静态的本质主义论断，它们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选择性同情——为何我们时而能够深度共情，时而会无动于衷？博尔坦斯基认为“同情”的产生需要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第一个是距离。有了“不幸”与“幸运”的距离，才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他们”，以及相对安全的“我们”。只有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的人才会对遇到不幸的人产生同情。距离太近，我们会为此感到害怕和恐慌；距离太远，我们则会无动于衷。

　　“西方”与“全球南方”的距离是西方人道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西方和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但是这样的区分强调了曾经的殖民历史，以及当前全球权力谱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是这本书进行理论探险的起点。

　　距离的存在衍生了同情产生的第二个条件——观看。正因为观看者没有直接处于苦难之中，无法切身体会他人的不幸，所以观看者的同情心是由对他者之痛的观看而引起的。

　　蔻利拉奇延续了亚当·斯密对戏剧的观点，认为戏剧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机制，承认了观看在同情产生中的位置：通过观看，观众把自己投射为戏台上的表演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不幸，从而产生减轻或消除这些不幸的行动意愿。当下，戏剧显然不再是唯一可以展示他人不幸的媒介，文学、摄影、电影、电视、手机都可以把远方他者的不幸带到西方人面前。但是无论媒介技术如何进化，同情都需要古老的戏剧结构——想象性地遭遇不幸的他人——才能发生。国际人道主义正是依赖各种传播交流实践来创建想象性的相遇，从而引发西方对弱势他者的同情和行动，以此培养世界主义公民，形成社会团结的。

　　如果说，博尔坦斯基认为同情的前提是距离，那么蔻利拉奇则明确地告诉我们距离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一种述行（performative）。同情的产生与实际的物理距离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早在2006年出版的名为《观看他者之痛》（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的书中，蔻利拉奇就通过细致的文本和话语分析展示了同情的边界是如何在不同的新闻话语中被形塑出来的。人们的同情心并不完全取决于苦难本身，还取决于人们如何“观看”苦难本身，取决于观看者与受难者的“距离”，而这些距离的远近与灾难新闻报道息息相关。而在本书中，蔻利拉奇继续深化这一路径，探索更为广谱的媒介化实践。她将我们带入历史，徐徐展开人道主义传播的不同阶段及其困境。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