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人类学评论:日常生活与医学人类学》(订购)
潘天舒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4月出版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没想到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却提前感受到了中年危机。”
这位朋友离家北漂十几年,人到中年,父母的身体日益衰弱,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加上小孩的出生,虽然他和他妻子都需要工作,但依旧不得不分出很多精力去照护家人。
“照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们需要照护小孩、有健康问题的老人等等。
好的照护,和照护者与受照护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
“照护扎根于关系和道义互惠,且将关系和道义互惠作为照护的中心来组织其照护实践。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质量,和照护的质量有莫大的关系。”
除了家庭照护,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多会接受医疗照护、社会照护等。
那么什么是好的照护?
无论是在医院、家庭还是在社会机构中,
怎么样让照护变得更好?
在由复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潘天舒主编的新书《复旦人类学评论:日常生活与医学人类学》中,就从日常应用场景展现了医学人类学的关怀。
怎样让照护变得更好?
文 | 凯博文
我们如何测量照护呢?很多医院和医生声称他们提供了高质量的照护,但是这些宣称都不是基于对照护的直接测量而得到的,而是基于对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当下,事实上并没有关于照护的直接测量。为了直接测量照护的质量,我们需要去测量患者–医生和护士、家庭成员–医生,和/或患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测量照护的质量,以下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首先,我们需要去测量医生和患者、护士和患者、家庭成员和被照护者一起度过的时光,看看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到底有多少,现有的证据都表明,如今他们相处的时间比以前更少了;其次,我们需要测量人际关系的质量,包括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患者与其他医务人员的关系等;再次,我们需要测量沟通的质量,包括倾听、解释以及回应,这才是照护真正的质量所在;最后,我们需要测量身体检查和病史采集的质量。
我或许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今医学和卫生保健中的照护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用三个悖论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悖论关于照护在当今医学中的位置,第二个悖论关于医学教育中的照护,第三个悖论关于医学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照护造成的破坏。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悖论。医学一直以来都将照护视为医生实践的核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照护在医疗实践中不再处于中心地位。悖论就在于,虽然我们仍旧将照护视为医学的核心,但是我们在照护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或金钱(无论是在医学实践中还是在课程中)。
第二个悖论,涉及令人惊讶且非常糟糕的数据。八项研究表明,与从医学院毕业时相比,医学生在初入医学院时对照护的实践、情感和道德方面更感兴趣,也更擅长。这意味着医学培训让医生失去了照护的技能,也即第二个悖论:在医学教育中,有些东西使学生失去了对照护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去探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如何做出改变。或许可以有一个斯威夫特式的建议,即医学院可以考虑将照护从课程中删除,将照护培训的任务交给护士、家庭健康助理、社会工作者、家庭成员——实际上是这些人在做绝大部分的照护工作,但是在与我交谈过的医学教育工作者或临床部门的负责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将照护课程从医学院这一医学神龛中删除。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教学来让学生学会照护,以及在课程中发现照护,如此才能进行更加有效的照护。
第三个悖论是,医疗改革不但没有改善照护,而且使情况更加糟糕;而技术原本应让照护更简单、质量更高,但实际上却造成了问题。例如,电子病历在效率、评估和可靠性方面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这让医生专注于病历的填写,而非关注患者及其家庭。在那些想要提高效率的机构中,照护变得碎片化,照护的时间也不断缩短,医生和护士在患者方面所花的时间不断减少。制药科学的进步鼓励医生依赖于“奇迹”药物,而不是对个体及其经历细致入微的理解。但事实上,技术应该,而且可以改善照护。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其一,我们需要提供一个长期的护理保险。在中国可以买到这种家庭的保险,我希望在美国也能实现。其二,给我们家庭成员照护者提供一定的补偿。中国政府关于老年照护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就是“973”养老服务格局,90%的人在家里养老,只有7%是在社区养老,3%是在医院或者养老院养老。这种居家照顾老人的传统方式减轻了医疗机构、医院诊所的压力,所以我们应该给家庭资金支持,让他们能够进行居家养老和居家照护。其三,我们也应该提高对护理家庭的认知和社会支持,这些家庭照护着慢性病人或残疾人。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家庭照护者,照护着一个有慢性心脏病的家人,你需要用到一些电子监测技术如心率监测仪,你掌握了很多知识,了解这种疾病并且知道如何正确地回应。再举个例子,如果家庭中有一个从小患有哮喘的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家庭会对哮喘的治疗非常了解。我们应该尽可能给这个家庭提供认知上的支持,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治疗。
其次,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其一,我们需要加强专业护理人员的道德培训;其二,我们需要提高核心护理技能的培训,例如触诊、听诊等;其三,提高日常实践中的护理激励;其四,将经济语言和临床护理语言相辅相成地用于政策和项目中。
为了重振医学和卫生保健中的照护,我们在教育方面需要怎么做呢?其一,在第一年,医学院的学生应该去临终病人或重症患者家中了解如何进行基础护理,包括协助被照护者吃饭、洗澡、穿衣、如厕、走动等。这是荷兰莱顿大学的做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莱顿大学坚持医学生应该从他者中学习的理念,将医学院新生放入这样的情境之中。其二,医学院的学生也可以学习撰写迷你民族志,去描述病人所处情境、病人的家庭和关系网络等。其三,与护士、医生、家庭健康助理进行协作学习和团队合作,鼓励尊重与融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四,我们需要家庭健康照护的纵向临床经验。其五,我们需要对医学生在整个医学培训项目中的照护技能进行系统的评估,这在医学培训过程中往往被忽视了。其六,我们需要明确照护的中心地位。其七,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课程与培训上。
为了重振医学和卫生保健中的照护,医疗机构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呢?其一,需要将更多的资源(包括财务和人员)用于照护。其二,我们需要将照护过程的测量纳入到电子病历之中。其三,我们需要将照护技能作为临床医生的核心能力,并且做出评估。这些技能包括倾听和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其四,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索照护的过程和结果,并资助这些研究。其五,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认识到照护的重要性,可以模仿环境声明做出照护的声明,提高照护在政策制定时的优先级,同时需要评估技术和资金对照护的影响。
同时,我们如何加强从业者作为照护者的能力呢?其一,需要对照护者进行激励,给出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资金支持。其二,我们需要去教育医生、护士和其他从业者,提高他们关于照护的核心技能,当下医学领域中缓解临终病人痛苦的安宁疗护项目正在做这种教育工作。其三,改革计算机技术,以减少医学工作者花在令人沮丧的电脑工作上的时间,不要让医生仅仅成为医学抄写员。其四,我们需要摆脱医学的官僚体制。其五,我们需要重新强调医生的职业道德培训。
……
今天我所分享的一切,是希望在全球社会中激起关于照护的道德运动。我希望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反照护(anti-care)的时代,一个对照护充满偏见的时代。倡议照护,并且通过社区工作发动关于照护的道德运动,这至关重要。此外,照护离不开法律和政策支持。对于医学方面的建议,我们需要改变医学教育、改善卫生保健系统,同时对其中的“倦怠”有所回应。
最后,我想引用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来作结,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道德卓越源于习惯。我们做正义的行为才能变得正义,做节制的事情才能变得节制,做勇敢的事情才能变得勇敢。”仿照这一格式,我可以说:通过关怀和照护实践,我们成为有关怀的人和照护者。我还想引用我方才提到的和我志同道合的同事、在2022年2月去世的保罗·法默所说的话——他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照护者,是照护者的象征——他说:“对我来说,道德的一个清晰表现是,你在受苦的人面前,你有办法可以减轻甚至根除这种痛苦,然后你就采取行动。”所以在法默看来,照护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切的事情终点就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
以上内容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人类学评论:日常生活与医学人类学》。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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