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订购）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叶戈罗夫 著

谢子轩 王加兴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系俄苏著名语文学家、文学史专家、文化学家、符号学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领袖尤·米·洛特曼（1922—1993）的传记。

　　作者叶戈罗夫是洛特曼多年的同事和挚友，在全面介绍洛特曼生活经历、人格个性和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对洛特曼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

　　本书兼具学术性与趣味性，材料翔实，文笔生动，更收录有洛特曼不同时期的照片、笔记、涂鸦等二十余帧，不仅向读者展现出一位可亲可敬的人文学者形象，也为了解俄苏结构主义文艺符号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今天，我们从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的童年出发，透过传主四十五年老友的视角，开启这趟文学家的追忆之旅。

童年和少年

　　现存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父母的生平资料十分简略，且多为零碎片段。苏联时期，许多家庭通常都不怎么向孩子们详谈祖辈的情况，洛特曼家同样也不例外。

　　有一点十分清楚——其双亲都是敖德萨人；他们特别勤劳，秉性善良，为人仁厚，对子女关爱有加。父亲米哈伊尔·利沃维奇（1883—1942）出身于殷实的商人家庭——芬克尔施泰因家族。他早年改姓“洛特曼”的原因扑朔迷离：有说是他在大学期间好像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另一个版本是，为了谋得轮船机械师的差事），需要用别人的护照出国，米哈伊尔·利沃维奇后来便也沿用了这个姓氏；也有说是为了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他从青年时起就不再使用家族的姓氏了。

　　米哈伊尔·利沃维奇上的是建筑学校，他擅长绘画和制图，还靠这一特长挣些零用钱（素描、制图、画宣传画的才能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尤里）。之后他升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他还在数学系学习过，但看来没有学完），毕业后做了律师助理，专治民法，后来成了一名著作权法专家，担任了列宁格勒多家出版机构的法律顾问。他为人诚实负责。也正是由于这份诚实本分，他在大围困期间的冬天患了重病：他的工作单位位于列宁格勒郊区的基洛夫工厂附近，离家有10公里之远，在交通中断、冰天雪地的冬季，米哈伊尔·利沃维奇几乎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的，最终受了严重的风寒，且病入膏肓。他于1942年3月初去世。

　　母亲，亚历山德拉·萨莫伊洛夫娜（1889—1963），娘家姓努德尔曼，出身于一个儿女成群的贫苦家庭（她父母有13个孩子！），家里是做缝纫的。从六岁起，小姑娘就得在作坊里帮哥哥姐姐们干活；她后来成了一名缝制内衣的熟练女工。她读完了函授高中。活泼、好奇的她决意要看一看大千世界，于是便和两位女伴一起去了巴黎，还顺道去了趟繁华美丽的首都彼得堡。她在巴黎也给别人做女上衣，就跟在敖德萨一样。后来就回到了家乡，她和未来的丈夫稍早前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追了她8年，不仅帮意中人考上了医科（口腔）学校，给她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在精神上引导她，还教她掌握生活技能（例如，她原先根本不会做饭）。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对年轻人结成眷属，共同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幸福生活。

　　他们有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孩儿：因纳（1915年出生）、莉季娅（1917）、维多利亚（小名拉拉，1919）。也就是说，因纳是革命前出生的，拉拉则生于苏维埃政权时期。而莉达是与苏维埃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正好是旧历1917年10月25日，这是布尔什维克占领彼得格勒的日子，她几乎就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中呱呱坠地。根据家人的说法，当母亲开始阵痛时，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产婆：他们家离皇宫广场很近（但并不是后来一家人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位于涅瓦大街18号的那座房子），枪声四起，涅瓦大街上都是持枪奔跑的水兵……最终还是找来了一位勇敢的妇女，莉季娅这才顺利降生。

　　尤里作为唯一的男孩，在家排行老小，他出生于1922年2月28日。

　　洛特曼家的文化素质教育从孩子们幼年时期便开始了。一家大小每天都要聚在一起，朗读西方经典作家（沃·司各特、查·狄更斯等）的小说——因纳俨然是一名朗诵演员；父亲则朗读普希金、契诃夫以及伏尔泰的作品。

　　米哈伊尔·利沃维奇喜欢带着家人一起步行游览城市，一路上他们边游玩边交谈。受过建筑师教育的父亲精通本市的建筑史，他几乎给孩子们开了系列讲座，讲解各种建筑风格的特征、演变，介绍彼得堡著名建筑物的建造情况，等等。对于爱子尤拉，父亲则更是关爱有加，例如教会了他下象棋，还经常跟他对弈。

　　一家人最常去的游览地是埃尔米塔什和俄罗斯博物馆。父亲给孩子们详细解说著名画作，讲述画家生平，解释画中的神话情节和圣经故事。尤拉第一次被带进埃尔米塔什时才刚满三岁。入口处的检票员起初都不愿意放他进去：也太小了！可尤拉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爷爷的银表，检票员便心头一软……10—12岁时，尤拉便已一个人去埃尔米塔什了，有一次还险些被抓：工作人员见一个小男孩在提香的《忏悔的抹大拉的玛丽亚》画前站了足足半个钟头，觉得形迹可疑。他只好作了一番解释。

　　在俄罗斯博物馆，伊万诺夫的《基督显圣》、列宾的《扎波罗什人》和库因芝画作的明亮色彩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让他们流连忘返的还是勃留洛夫的《庞贝城的末日》。孩子们决定在家里复现这幅让他们惊艳不已的画面。他们将四张床拼在一起，把床上用品堆成山形，让尤拉坐在上面——他要往天花板上扔积木、枕巾、枕头，以此模拟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情形——姐姐们则摆出画上人物的各种造型。下班回家的父母见到这番乱象，都愣住了……六十年后，洛特曼就普希金对勃留洛夫此画的解读撰写了一大篇文章，或许，当时他也回想起了自己扮演维苏威火山的情景。

　　剧院也是一家人常去的地方，特别是亚历山德拉话剧院和玛丽亚歌舞剧院。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使孩子们激动不已。尤拉后来在家里曾多次表演过决斗场景，时而扮演连斯基，时而扮演奥涅金。后来他之所以严肃认真地研究普希金的创作和俄国决斗史——对已经上了岁数的洛特曼而言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其源头是否也来自于此呢？

　　父母想给孩子们良好的音乐教育，很早就让他们学弹钢琴。莉季娅和维多利亚并不感兴趣，而大姐因纳则将音乐当成了职业：她上的是音乐学院，并成了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还教授音乐史。孩子们所接受的综合素质教育对其多样化的职业选择产生了积极影响：因纳是音乐学者，拉拉继承母亲的衣钵成了一名医生，莉达和尤拉则皆为语文学者。

　　仿佛是对父亲那讲座式游览的一种补充，因纳为弟妹们提供了良好的音乐教育。她和他们一起研究莫扎特、格林卡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经典歌剧的钢琴谱；在因纳的带领下，全家人都会唱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舒伯特、舒曼等的浪漫曲。尤拉不仅参加这些集体活动，而且自己也弹得一手好钢琴，甚至还在全市业余文艺会演中获了奖。但那都是12岁以前的事了，此后他便放弃了音乐，再未演奏过乐器，全身心投入到了语文学之中。或许，他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著名钢琴家。

　　当一个有才华的人能相对自由地做选择时，他会先尝试好几种道路，最终选定一两条而放弃其他。洛特曼未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尽管他显然有此潜力。他生动地表演过奥涅金与连斯基决斗的场景。而在六年级（还是七年级？）时，教文学的女老师曾给同学们分配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角色，让他们在课堂上表演剧本。洛特曼出色地扮演了赫列斯塔科夫[3]一角，赢得了欢笑和掌声。但这个浅薄的女教师却深深刺痛了小男孩：她不假思索地说，洛特曼之所以能把赫列斯塔科夫演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俩具有相似的性格。这句话使少年永远退出了戏剧表演，而且有两年他还疏离了文学，幸亏高年级时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洛特曼的表演天赋在他成年后，我们晚间一起玩字谜游戏时还会时时闪现出来（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提到），但那只是闲暇之余，而无关乎职业了。

　　洛特曼本也可以成为另一个领域——动物学——的杰出学者。他定期去少年宫参加少年自然界研究小组的活动，持续了好几年，并对爬行动物的研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少先队夏令营里常常出现这样一幕——小伙伴们用棍子挑着一条从森林里捕来的蛇请教洛特曼：这家伙有没有毒呀？

　　用现在的话说，洛特曼从小就是位“环保人士”：他大力宣传要爱护大自然，宣扬自然万象的和谐与价值；为了证明动物是洁净的，他甚至可以把青蛙放到嘴里。

　　除爬行动物外，尤拉对昆虫也很感兴趣。他深受未来的著名昆虫学家、教授亚·谢·丹尼列夫斯基的影响，不过在当时的30年代，后者还只是一名研究生，是二姐莉季娅的朋友（丹尼列夫斯基作为贵族而受到惩治，曾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但因他是普希金的玄孙、果戈理的侄孙，1937年普希金纪念日[4]前夕，又被遣送回列宁格勒）。直到晚年，洛特曼仍对广袤而神秘的昆虫世界保持着惊人的好奇与热爱。

　　他对整个动物界都同样怀有一颗爱心。在洛特曼的塔尔图住所几乎总是养着狗，它们俨然成了家庭成员。两只可爱的小狗，凯瑞和杰瑞，已传为教授家日常生活的美谈。即使在艰苦至极、颠沛困顿的前线生活中，洛特曼也念念不忘动物世界。在这位老兵关于战争的现存叙述中，最精彩的一段是他在炮火纷飞的荒野里遇见一只受到惊吓的兔子的情景（见《纪念集》〈1〉，第25—26页）。还得引用一下塔尔图的一名大学生瓦·尼·库哈列娃当年记下的洛特曼的一段口述：在战时一个可怕的夜晚，他做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蔚蓝的大海，雪白的浪花，两只小白熊紧紧抱着一截棕色的浮木……

　　但生物学也未能成为这位少年的职业。在二姐莉季娅的强烈影响下，他更喜欢语文学。莉季娅从弟弟年幼起便注意培养他，因而他在5—7岁时就已掌握了小学基础知识的要义，所以弟弟在8岁时（当时这是小学的入学年龄）跳过一年级，直接升入了二年级；也正是这次机会使得少年后来在参军前就已上了整整一年的大学：他中学毕业的年龄不是18岁，而是17岁；部队征召的则通常都是18岁的青年。

　　1934年，二姐莉季娅考上了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当时刚刚取消入学限制；此前，只有工农子弟才能从中学直升高校，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必须在生产部门工作两年以上）。家里来了一些大学生朋友。莉季娅有一位名叫阿纳托利·库库列维奇的友人，此人把自己的同学丹尼列夫斯基也带到了洛特曼家里。相较于研究昆虫学的这名朋友，库库列维奇对尤拉产生的影响更大。他是一位天生的语文学者，同时在两个专业方向——俄罗斯语文学和古希腊罗马语文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还在读大学时，他就已经在格·亚·古科夫斯基教授指导下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后者则像对待其他优秀学生的作品一样，将他的两篇文章刊发在权威的出版物上：一篇是载于《列大学报》（语文学版，第3期，1939）的《尼·伊·格涅季奇的俄国牧歌〈渔夫〉》，另一篇是科学院《俄国文学史》的“格涅季奇”一章（第五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中的两节文字。在读研究生期间，库库列维奇应征入伍，1941年卫国战争刚开始时就牺牲了，甚是可惜。

　　与库库列维奇的交谈使尤拉对古希腊罗马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如饥似渴地研读荷马的《伊利亚特》，几乎能背诵全诗，并钻研起古典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普鲁塔克、塔西佗）的著述，还请库库列维奇为他上希腊语课。选定语文学这条路后，洛特曼明白了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好在他也步姐姐们的后尘，考上了有名的“彼得学校”。该校用德语授课，孩子们也因此获得了这门语言的良好知识。遗憾的是，洛特曼在彼得学校只读完了低年级：3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一刀切”政策，彼得学校被改建为普通的俄语中学。但良好的语言功底使得洛特曼后来在战时迅速掌握了德语。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学习法语，在前线打仗时也未中断；成年后，他已能用法语写文章、作报告了。在塔尔图时期，他还自学了意大利语和英语。

　　还在上中学时，尤拉便开始去语文系旁听格·亚·古科夫斯基教授讲得十分精彩的18世纪俄国文学课程。他也听过列·利·拉科夫副教授那同样精彩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课。在一位中学高年级老师的帮助下，他让自己真正见识到了伟大的俄国经典文学；只是洛特曼记不得他姓什么了，在回忆录里称他为“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上高中时，尤拉已通读列夫·托尔斯泰的12卷本作品集（这是《火星》杂志1928年增刊）；父亲也给儿子赠送过一套12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他同样也全部读完了。

　　作为一名毕业班的学生，洛特曼努力学习所有科目，甚至为后进同学免费补习，以便充分复习功课。1939年，他以全优成绩从中学毕业，也即拿到了红皮金字的毕业证书，因此可以免试进入大学学习——不知为何，他对入学考试感到紧张兮兮的（原因恐怕是，当时语文系入学考试的科目实在太多，比如说，要考数学和化学）——于是，他就飘飘然了：中学毕业晚会后，在六月份的白夜，他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白衬衫就和同学们在城里逛了一整夜，结果严重受凉——接下来的整个夏天，这位感冒患者都卧床不起，直到八月底语文系俄罗斯语文学专业快开学时才痊愈。假如在他大病初愈时让他把一整套考试全都考一遍，那就够他瞧的了！

　　本文节选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尤·米·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有删改。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