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订购）

郭琦 口述，郭彤彤 整理

西北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家郭琦自传性质的口述回忆录，上篇“琐忆（1917—1957）”分14章记叙家庭出身、求学成长、于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人生道路，以及抗战、解放和共和国成立初期从事的工作经历；下篇“大学（1957—1985）”分9章，讲述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管理过程中的实践经历、工作反思与经验总结。本书生动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觉醒并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不同时期从事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的历史担当与家国情怀；真实反映了学者型高等教育事业管理者于不同历史时期秉公心、仁心处理各种矛盾的淳厚本真和睿智长者风范。

口述者简介

　　郭琦（1917年7月-1990年9月9日），四川乐山人。年轻时代两次赴延安学习，长期从事经济研究。1957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60年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工作。“文革”中受冲击。1977年复出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3年调陕西省社科院任党委书记、院长。1988年离休，1990年在西安病逝。

整理者简介

　　郭彤彤，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书法和美术史论撰著，兼事小说、散文创作。出版《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见字如面：书事絮谈录•先秦两汉卷六篇》《钟明善评传》，以及文学作品《梦祭河西》《渭河惊涛》《蚂蚁蚂蚁走啊走》《验明正身》等多部。

序言

我和郭琦校长

董丁诚

　　郭琦校长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他身后留下了自己的口述历史录音资料，他的孙辈、作家郭彤彤下功夫把爷爷的口述资料精心撰著成书。书名《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口语化的文字，幽默风趣，十分生动，可读性很强，内容也极为丰富，不夸饰，有分寸，叙述客观，真实可信。我恭敬拜读，获益良多，感慨万千。

　　郭琦校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我资历浅，知识水平有限，实在没有能力对他一生的工作和学问做恰当合格的评说。这里，我只能说说他对我的具体帮助和教导。书中虽然并无只字提到我，但我却认为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领导，他改变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他是我的引路人。

　　说来也是缘分，人们也许有所不知，郭琦校长来西大竟和我这个小小不言的青年教师不无关系。那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之时，西大校内，原任领导手足无措，工宣队也不管事了，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局面，广大教职员工心急如焚。我不知哪一根筋转了，冒出一个念头，不自量力地动手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要求派人来领导西大的“清查”和拨乱反正。嫌邮寄太慢，我找收发室一向热心的老丁师傅骑摩托直接把信送到省委办公厅。想不到没几天省委真的派人来了，郭琦校长带领巩重起等几人进驻西大。当时称“联络组”，实际就是代表省委拥有实权实责的工作组。为什么不直接称工作组？大概是“文革”初期派的工作组名声不大好，回避一下。其实大可不必。进驻时间郭琦校长本人记得清楚，是1977年6月。联络组（工作组）一来，西大校内的“清查”工作就开始有序进行了。

　　那时候还兴贴大字报，我和中文系一些教师写了不少大字报，揭露学校“文革”中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别出心裁，用章回小说形式写了一份大字报，共六回，标题：“帮派演义”。这份大字报很长，在物理楼前特设的专栏一贴出，就轰动全校，吸引了许多人观看，学校还把它作为一期《简报》的内容印了若干份。我很得意，颇有点飘飘然。

　　正当此时，郭琦校长把我叫到他在红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已有几个干部在那里。小会开始了，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就是西大有没有“帮派”？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前任领导是否是“帮派分子”？讨论中有肯定的，有否定的，他最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帮派”一词早已有之，而现在报纸上说的“帮派”有它的特定内涵，即指“四人帮”的死党爪牙，也就是组织上和“四人帮”一伙的人。西大的前任领导虽然执行了错误路线，搞了些极“左”的东西，但他们在组织上和“四人帮”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认识上的错误，执行上的偏差。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来说，“四人帮”及其死党爪牙属敌我矛盾，西大这些人大不了只是犯有错误的干部，属人民内部矛盾，怎么扯得上“帮派”呢！一席话说得在座者连连称是，我也如醍醐灌顶，明白自己上纲太过，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

　　郭琦校长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反思，我的《帮派演义》所涉及的前领导的问题，无非是下面流传的“杀鸡赶刘批提纲”。“杀鸡”就是下令家属养的鸡一律宰杀，这固然不得人心，却与政治无关。“赶刘”就是把已经调离的老校长刘端棻从西大新村赶走。刘端棻之于西大，犹如郭琦之于师大。西大教职员工和刘端棻感情深，他热土难离，没有搬走，一直住在西大新村，经常有人去看望他。这就被认为搞什么串联，干扰学校工作，就要把他赶出西大，这自然会引起民愤。显然这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最后所谓“批提纲”，指的是批判“文革”后期“陕西省委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倒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汇报提纲”有来头，是周恩来总理指导下带有纠“左”性质的一个文件。尽管文件起草者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直击“左”祸，只说是“形左实右”。人们还是看到一线希望，从而抱着肯定和欢迎的态度。而“文革”中西大几个比较活跃的“造反”人物，却看不顺眼，鸡蛋里挑骨头，认为是“右倾回潮”，便联名进行批判。他们旗帜鲜明，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造成恶劣影响。但是，这只表明他们中毒太深，说到底也还是思想认识问题，上不到“帮派”的纲上。

　　后来，据说前领导在一定范围作了检讨，得到解脱，调到别的单位仍担任领导工作。校内批“提纲”的那几个人，也进行反思，认识错误，转过了弯子，该干啥干啥。这个结局令人满意，有利于全校大团结，齐心协力推进学校建设。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郭琦校长真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方向正确，把握得稳稳当当，不佩服不行。

　　这一时期恢复招生，招77级，还招第一届研究生。新疆有人报考中文系研究生，此人业务不错，但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处分，需要调查了解。学校就派符景垣和我去新疆一趟。完成任务后，景垣返校汇报情况，我顺便回天水老家看望老母。我一路寻思，这个研究生考生，虽属生活作风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录取有点悬乎，就看领导怎么决定。回校问景垣，说已经录取了，是郭校长最后拍板的。读研期间，此人又发表了多篇文章，有关于鲁迅的，也有关于郭沫若的，还协助导师单演义先生整理了一些著作。毕业前教学试讲，我听了，口才极好，条理清晰，大家一致同意留校任教。可见郭校长当初决定录取他完全正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通过此人的去留，郭校长又给我上了如何对待人才的一课。

　　这个时期，我既不是红楼干部，在系里也只是一个兼职的教工党支部书记，我能参与学校一些活动，算什么身份？只能算一个“积极分子”，就像土改，社教，工作组进村后发动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1980年后半年，中文系领导班子换届，我进入新班子，成为系副主任，这当然是郭琦校长（也是书记）给我加的一个官衔，当然也是一份责任。我前面口口声声叫“郭琦校长”，因为他在陕西师大被人们叫惯了。来西大之初他是联络组（工作组）的组长，次年就被正式任命为书记兼校长。

　　郭琦校长平易近人，很接地气。他在红楼一层的办公室是敞开的，欢迎干部教职工随时找他谈心，反映问题。我生性腼腆，很少主动找他，有数的几次去他办公室，都是有事他叫我去的。除了谈“帮派”那次，还有一次，就是我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后，和几位教师发生纷争，他们把我告到郭校长那里，郭校长就叫我去谈话。啥问题呢？有关自学考试。

　　由于“文革”十年大学不能正常招生，社会上被耽误的知识青年很多，而大学恢复招生名额有限，就以“自学考试”来弥补。应这种社会需求，高校就办起了“自考辅导班”。省自考办公室委托西大中文系负责中文考试出题。有了这个权力，就会吸引众多考生来参加西大中文系举办的辅导班，系里就可以通过收取学费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此事本应由系领导出面组织，全系教师参与。不料有几个“能人”却抢先一步，把这个“资源”抓到手里，自己办起“辅导班”，并印发了招生广告。直到有人拿着招生广告来系里询问具体情况，系里才知道此事。而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碍于情面，听之任之。我愤愤不平，态度明朗，坚决反对。于是，矛盾上交，摆到校长书记面前。郭琦校长又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这回他与我单独谈话。他一开头先说，“这个事情的是非不难判断，你的看法是对的”。接着就是“但是”，“他们毕竟是业务上拔尖的教师，你要注意态度，讲究工作方法，不要太伤他们的面子，要给他们有个台阶下”。什么方法？他提到写小说不能“直奔主题”，做人的工作也不能“硬碰硬”，打仗还有“迂回”，两厢包抄，突破中心。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语重心长。

　　听了他的话，我后来在工作中尽量克服简单急躁，耐心处理纷争。当事的两位老师，先后都与我“讲和”。他们在学术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位，罕见地来我家，相谈甚欢，第二天早上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另一位在南校区公寓门口相遇，两人心里都有许多话要说，站在那里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回到老家不久就去世了。我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善待他们！

　　文艺理论有“文学就是人学”一说，我以为管理和领导，也是人学，更具体更现实的人学。郭琦校长把“人学”研究得又深又透，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仅是皮毛。

　　郭琦校长在西大，还很看重学报，他亲自抓，每期稿子都看，让符景垣做副主编，实际主持编务，搞得不错。西大学报当时在全国出名，一是郭校长重视，二是符景垣思想解放，这成为他的高光时刻。

　　郭琦校长在西大还很重视学校环境建设。我先从袁家村说起，郭裕禄让全村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儿子又把全村搞成大市场，人山人海，财源滚滚，先富起来。我看他儿子在网上介绍经验，大意是说：你们不懂农民，农民是啥？农民就是你给他办好事，他还要骂你。我联系到郭校长在两校美化校园，知识分子也像农民那样骂他。有个副校长对一个四川籍处长说：“你那个老乡整天花花草草，不务正业嘛！”

　　我在旁边听到这话，很不理解。我在校刊开专栏，有意命名《紫藤园夜话》，明确表明就是纪念郭校长主持建成的紫藤园、木香园、喷水池。我的校园随笔集，书名仍是《紫藤园夜话》，从书的开头，“紫藤园”就成为西大一个美好的符号，大家都爱用，直到刘炜评搞的这个二百多人的“紫藤园书友会”。

　　最后我说一下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陈直，他原是天水银行的职员，侯校长把他挖到西大，却一直是讲师。侯校长学术地位高，总是低看别人，就像姚明，看别人都是低个子。他说过，给陈直个讲师就够了。北大，东北大学，请陈直讲学，就是讲师身份。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提为副教授。1980年我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进修，听程千帆讲课，专门介绍陈直的《史记新证》和治学方法，佩服得不得了。有个兰州来的研究生对我说，他听赵俪生做学术报告，称陈直是西北史学界的一面旗帜。我当即把这些信息写信告诉姜秉正，让他转告郭校长。陈直终于在去世前，在郭校长手里成为教授，正的。陈直在林剑鸣协助下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如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他们都在秦汉史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1985年，郭琦校长调离了西大。他在西大八年耕耘，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也沿着他指引的路子继续前行，一步一步走上学校的主要领导岗位，差强人意地干了十年。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郭琦校长栽培的结果。我会永远铭记他的知遇之恩！

2024年12月23日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