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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本土化中的内部文化霸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反思本土文化建构》（赵旭东著）

2004-05-31 17:15:04 来源：

　西方社会科学要经历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这已成为当下学者的共识，西方学术本土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赵旭东在《反思本土文化建构》一书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人类学与心理学这两门学科在中国本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反思与批评，也加深了我们对本土学者是否存在内部文化霸权与本土化语境中知识生产与权力共生关系的思考。
　本土化本来是为了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尊严而提出的，但是赵旭东敏锐地发现了本土化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学术本土化过程中潜在的内部文化霸权问题。如在当代学术中，居高临下地以精英的姿态将中国农村的民间信仰判为封建迷信或宗教的低级形态；将农村的寺庙视为封建迷信传承的场所；将东南沿海一带农村的宗族视为国家现代化在基层的障碍；将农村的民俗视为原始的历史残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造对象等。总之，农村与农民就是非理性的他者，有待现代化的全盘改造。这种学术上的理论预设显然具有文化霸权心态，而这一学术心态的产生受到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受西方古典人类学影响。在古典人类学时期，西方人类学者把东方想像成野蛮、落后、历史停滞的社会。东方作为客体一直是被西方审视的对象，随着历史的发展，主客体的认知关系逐渐置换成了一种权力等级关系。在人类学的知识叙述中，实际存在的基于空间差异的多元文化类型问题也逐渐置换成为虚拟的时间先后的具有价值高下之分的一元文化发展问题。这是欧洲中心论式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西方文化是中心的、先进的，东方文化则是边缘的、落后的。于是以下一个理论预设也就产生了：边缘文化必须向中心文化学习，边缘文化必须接受改造，多元文化要向一元文化发展。第二，传统中国文化中一直也存在一个精英文化歧视民间文化的传统，如夷夏之分、制度化儒家对民间信仰的排斥、中原中心主义等。特别是到了当代中国，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幻觉，即认为城市文化总是比农村文化高人一等，于是就把城市大众文化与乡村民间文化的空间意义上的文化类型的差异置换成了时间意义上的文化价值高下之分的文化发展问题，即后者要无条件向前者转化。这种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歧视与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歧视如出一辙。它们的相同点都是主体对客体的体现权力等级关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中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思，赵旭东援引台湾学者黄光国的研究（黄光国，《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心理出版社，1995年），强调了三方面主体性的学术理念。即有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有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不再只是一个客体供人品头论足，同时也还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互为主体性。这三种主体性就是为了建构一个对话型的平等的文化交流范式，而不再是等级意识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型认知方式，这种三方面互动的互为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突破了社会科学的常规思维方式，从而进入人文科学的思维领域。在反思社会科学局限性的基础上，人文科学就这样诞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旭东试图用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改造传统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学术努力。
　第三，本土学者往往过于夸大学术的独立性而没有意识到学术话语的语境局限。本土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持着国家民族主义的本土文化建构。如国家力量对民间乡村文化的改造，无疑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1993年我在浙江金华调查当地农民的斗牛民俗，但许多斗牛娱神的寺庙被当地乡镇府的干部查封捣毁了，许多地方的斗牛民俗就这样中断了。而且还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本来乡村老年人的晚年精神生活是有空间保障的，可在寺庙里烧几柱香、喝喝茶、聊聊家常，寺庙成了乡村精神意义上的公共生活空间。但由于寺庙被毁，老年人失去了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场所，他们的老年生活受到了影响，可是谁来替他们说话呢？但许多学者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却无视民间文化自然生长的本土自主性。赵旭东在书中举了乡土社会正义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书中说，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村子里，一个村民因赌博被抓进监狱里，后来这个村民逃了出来，村民们也没有向官方告发，因为老百姓认为赌博不是违法的事，只是不道德的事，就没有去告发这个村民。在中国农村，民间社会正义观念的理解是一种传统上的礼治正义，而不是法治正义。在乡土社会中，礼治正义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法治正义，这种对地方文化观念的发掘实际上是在一种学术反思的立场上进行的，这实际上为本土现代性提供了想像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现代性不是只从西方搬来就行，它需要和本土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而不是一种殖民主义式的取而代之的方式。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要受制于政治情境的影响，如果对知识话语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不加反思，就会不自觉地进入具有权力等级差异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殖民思维的陷阱。所以赵旭东认为，在这种缺乏反思情况下的本土化运动，很可能成为另一种文化霸权，这一担心并非多虑。
　赵旭东在书中反复追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文化霸权究竟代表谁的意识形态？正如韦伯所说，知识分子认为民众落后，以为问题就出在民众身上，其实问题恰恰出在自己身上。该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也为本土学者进行学术思维模式的集体反思提供了一个开端。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4-05-28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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