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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在中国:复调的接受史--广西师大社《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 思想类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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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类
巴赫金在中国:复调的接受史--广西师大社《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
袁盛勇
2004-09-21 16:54:11 来源:
自1980年代初期巴赫金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视界以来,人们对巴赫金思想和理论表现了一种持续的研究热情。巴赫金思想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人文思想,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文论话语转型。因此,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接受巴赫金的历史,乃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在这意义上,曾军所著《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是一部非常适时的书,它在首次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同时,也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在书中,曾军尝试构建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向人们展示了一部复调的接受史。“复调”本是巴赫金的独创性术语,著者将之用于对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意在指出这部接受史是有着由众多的且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所组成的历史。人们至少可以发现有现实主义诗学、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和文学研究方法论这样四个接受视角的存在,它们构成了四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声部。但是,这种复调性并不能将接受的历史线索完全抹杀,因为不同的接受视角最早出现的时间存在着历时性,所以,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演化的框架:现实主义诗学——形式美学——后现代文化诗学。而“文学研究方法论”则作为另一种相对独立的声音与之并列。不难发现,中国对巴赫金的研究和评价在三个声部的相继奏响中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弯,构成了一个螺旋式的评价和接受过程,达到了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书中流淌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其重要表征是,著者在书中由于对中国问题意识的强调而导致了一种对于广场上的世俗情怀的肯定与留恋。这种倾向性在著者对董小英与刘康研究成果的梳理中得到了鲜明表现。著者肯定了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在巴赫金接受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并对其理论创新意图给予了肯定,但总体上,著者对董小英的书写呈现了一种灰暗的色调,叙述话语显示出了较为犹豫和粘滞的色彩。原因在于著者认为董小英让论题本来包含的中国问题意识隐遁了,而把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对话理论本身。但不久之后,灰暗的色调终于被明朗的色彩所取代,随着刘康轰然奏响的华丽乐章的到来,著者似乎沉浸在一种欣喜若狂的书写状态中。
著者认为,刘康在其论著《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对巴赫金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接受,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本研究巴赫金的论著能取代它的地位。又认为,作为一名海外中国学者,刘康在接受巴赫金的过程中,把西方知识背景与中国问题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复调接受结构,而这,正凸显了中国转型期文化理论问题的理论性和现实性,显现了他将“人际间接受”置于“文化际接受”间进行反思的自觉意识。在《接受的复调》中,著者对刘康在有关巴赫金形象与思想建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人文情怀表示了由衷赞赏。他认为,刘康塑造的巴赫金形象能够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发生一种生生不息的对话性关系,因为在刘康那里,巴赫金与其说是一位圣徒,毋宁说是一位有着强烈世俗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他的那种反抗专制的政治态度,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对于自由理想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异常缺乏的人文品格。刘康之所以能够深得巴赫金人文奥妙之精髓,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他不再将自己接受巴赫金的视野仅仅局限在书斋式的学理方面,而是在他的研究性接受过程中始终坚守了一种广场上的世俗精神,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意识。这里体现了著者对中国巴赫金接受历程的某种臧否和期许。
究其实,《接受的复调》探讨的是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之关联的问题。这说明,中国接受巴赫金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一部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不仅是一部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渐次复活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变迁史。反之亦然。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著者愈是强调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在同构性关系,那种功利主义的接受态度也就愈发呼之而出。而这在我看来,正是中国当代学术界所存在的重要弊端之一。著者认为,运用是接受的最后一个环节,倘若只有对巴赫金理论的研究而不将之运用到更广泛的文学研究实践,那么巴赫金理论也还只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不会积极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建构之中。问题是,如果把此种观念强调到一种不适当的高度,那么,自王国维以来所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精神就有可能重新毁于一旦。人们还是否能够在学术建构之途上以平等的主体姿态走向那理想的交往对话时代呢?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4-09-17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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