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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八十年为一战

2004-11-17 14:17:23 来源：

钱穆（1895－1991年）

致力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撰，是以文化史观治中国文化的当代著名学者。

江苏无锡人。原名思荣，字宾四。曾在家乡各中小学执教。1930年后在燕大、北大、清华、北师大任教。“七七”事变后，开始流亡生活。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任院长。1967起任台湾华岗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总央研究院院士。

《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是他前半生的精心之作。他的代表著作还有《中国历史精神》、《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朱子新学第》以及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刊》等。

钱穆作品：

《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4月第1 版／16.60元

《晚学盲言》（上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6月第1 版／56.00元

《人生十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5.00元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2年 8月第1版／9.00元

《朱子学提纲》三联书店2002年8月第1 版／12.00元

《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2年8月第1版／16.00元

《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9月第1 版／10.50元

引子

我曾游大理某古镇，与某餐馆老板聊古镇建筑。老板愤愤不已，说当年古建筑何其多、然大多毁于文革，于是大骂文革，说全是封建主义害的。我并不诧异这位老板对文革作封建主义的解释，因为已经司空见惯。我还是忍不住问：你知道当年是以什么理由毁掉这些古建筑的吗？他问：什么理由？我说：他们认为这些古建筑是封建主义的，是必须毁掉的。他们也是反封建主义，和你现在的想法一样。

其实争辩一结束，我就觉得无聊。中国人对封建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凡是被指为封建主义的，人人可以得而诛之，无论是否承认其也享有基本人权。更主要的是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也一直作如是解。自五四运动以来，专制主义与（贬义的）封建主义被指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属性。这种指控在文革发展到极点：许多东西被摧毁就是以反封建主义之名而进行的。奇怪的是，改革以来，人们依然以这种名义批评文革，同时还以同样的名义在批评中国历史文化。在中国，“左”“右”之间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上，他们则是永远的兄弟。

中国历史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被妖魔化，要想获得自身的清白谈何容易。本文开首做这种讨论，只是将其作为阅读钱穆著作《晚学盲言》和《人生十论》的开场白。

一场“总体性的文化迎战”

钱穆在第一阶段只是一役一段地“明历史之真相”。他渐渐觉到这次文化挑战乃是总体性的，因此必须从文化的完整性入手，来为中国文化辩护，其实也就是在作“总体性的文化迎战”。

《晚学盲言》是作者一生最后的著作，是在90岁高龄，双目已盲的情况下，自己口述，夫人笔记，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的。完稿时作者已过92岁一百天。此稿共分三大部，一是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是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是德性行为修养之部，计印题。作者在“序” 中指出：“大率皆久存于心”，“一言蔽之，则仅为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晚学盲言·序》）。从“一言蔽之”来看，作者是在做对童年的呼应。

作者10岁进新式学校，因为体育教师钱伯圭的数言教道而产生影响自己一生的困惑：“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我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 1998年，p46）”

从产生困惑至《晚学盲言》完成，实岁已过81年。作者81年为一战：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比较，实乃一场名实相符的持久战。据钱穆《师友杂忆》，这场持久战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于古人稍作平反”：“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净，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激陋，未敢妄议。”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学之研究”：及抗日军兴“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此下遂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而讨论文化，又时时不免涉及西方，内容无足重，而治学方向则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

他的学生余英时曾指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是“总体性的文化挑战”（《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p58）。钱穆的转变大抵是与对这种现实的感悟有关。钱穆在第一阶段只是一役一役地“明历史之真相”，有点像他在《晚学盲言》中所说的“部分”之意。在这个程中，他渐渐觉到这次文化挑战乃是总体性的，因此必须从文化的完整性人手，来为中国文化辩护。钱穆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总体性的文化挑战”一说，但他反复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并给予充分的分析，其实也就是在作“‘总体性的文化迎既然谈到中西文化比较主题，谈到钱穆向文化学研究的转变，我们就必须提他转向之后所写有关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年）。作者后来说：“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读此书，实有与著作者此下所著有关商讨中西文化问题各书比较合读之必要，幸读者匆加忽略。”（《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序》，商务印书馆1994年）。该“修订版序” 作于1987年冬，作者时值93岁，即在《晚学盲言》出版第二年。

这样一来，《晚学盲言》实际上构成了钱穆人生的两个呼应，一个是对10岁时所产生的困惑的呼应。这也与作者晚“毕生往事常在心头”有关。一个是文化学研究起始所写第一部著作的呼应。在作者看来，“使中国回头认识其以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言下过之意，中国文化之真相被遮蔽了，被妖魔化了。其实中国历史之真相也是如此遭遇。作者在忡国文化史导论·修订版序》中提出该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我的理解是《国史大纲》就是使中国回头认识其以往历史之真相。这个“合读”建议自然也合乎《晚学盲言》。通过合读，构成认识中国历史之真相和中国文化之真相。这是作者1948年的呼声，然而时过50余年，中国历史文化之真相依然云山雾罩。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帝国”结构

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整体”的内部逻辑和结构与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部分”的内部逻辑和结构之间的转换关系，虽然在该书中没有直接论述，但由于作者对两种形态及其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运用描述、分析相当到位，这就给我们对它们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可能。

从《晚学盲言》的结构来看，作者有追求体系之意。这种体系在我看来至少有两层：一层是作者形成了自己看待和比较中西文化的文化观。一层是作者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后者可以描述为“中国民族性”，或者“中国文化的真生命”、“中国思想之真实的生命”（钱穆《中国思想史》）、“中华民族的真精神”。这才是作者一生的“问之所问”：“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实于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所讲或时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国之固有而对比之西方而生。此种讲述，非有标新炫异之意，亦时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真实意义。

但前一个层次要复杂得多。钱穆曾自述为学的过程系由古文学而理学，而经学，而子学；因考订《墨子》而转治清人考据之学；最后“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并以史学为其学术的主要方向与归宿。余英时将此称为“经学的史学化”（《钱穆与中国文化》）。但在台湾大学吴展良教授看来，“钱先生浸润于理学在先，而后虽转治史学，却仍主张四部兼修的通人之学，故其史学仍然深受理学的影响。钱先生沟通理学与史学，其关键在于继承了从阳明学到浙东史学的学术史发展大方向。”（《学问之人与出：钱宾四先生与理学》）即理学构成了作者的底蕴，史学成了理学的部分义例。作者有时也“在真实遭遇中吐肺腑话”（《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即在“不离事而言理”之外，有时也呈“理在前、事在后”的言述格局，这就会使史学背后的义理，冲破史实的束缚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当《晚学盲言》以成对的概念来阐述道理，并以中西文化为例时，则只能是哲学著作了。比如“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这句话确实是一种史学性质的叙述，但在此以前，即全书的开端，作者说“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这当然属于哲学了。

对于《晚学盲言》的解读是多途径的，比如它与以往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思想史》《灵魂与心》等）的关系；比如它与作者关于理学的著作的比较。当然也可以通过细致分析，探究钱穆为什么选择这些成对的概念，这些成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种精致的哲学阅读法。

但这里只是从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帝国”概念这个角度，谈谈该书对我的一点启发。作者开首指出：“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在此一观念中，引生起中西文化体系之大不同。”（《晚学盲言》p3，4）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整体”的内部逻辑和结构与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部分”的内部逻辑和结构之间的转换关系，虽然在该书中没有直接的描述，但由于作者对两种形态及其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运用的描述、分析相当到位，这就给我对它们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可能。比如在“整体”社会中政治缘“人情”而行，而“部分”社会中，政治是绕“权力”而争。“部分”形态与“整体”形态之间的结构性转换，就可能在“人情”与“权力”之间的差中被发现。这种“整体”形态，在我看来，就是真正的“帝国”状态，或者说“帝国”的典型状态，而钱穆该书的展开也体现了真正的“帝国”式文本，从宇宙自然到政治社会到个人道德，浑然而下，正如“水其总体，水滴其部分”。在此帝国状态下，人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意义最大化。此之“帝国”即“天下”之意。真正向往“帝国” 的人就必须接受这种“整体”状态，否则在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上就会出现一系列难以控制的问题。而由“权力政治”走向“人情政治”，或者说从“战国政治”走向“帝国政治”，则是要经过一代一代人的死去，一代一代人的成长才能最后完成，其间的逻辑和过程几乎是没有人能描述清楚的，因为不同实践空间的不断替换，几乎难以被不能不仅仅置身于一个实践空间的人所能想象。天才也只能提供一个抽象的结构。

作者也像其他学者一样，留了一个开放性窗口：“中西文化对立，亦仅当前人文之一部分，此下当更求其人文总全体之出现而完成，则亦如孔子之志于周公，学于周公，则人生大幸福所在系之。”假如真的有这种可能，在我看来，关键处也是在“整体”形态与“部分”形态的转换关系中。(中国图书商报)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网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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