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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时代的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

2004-12-13 16:28:56 来源：

　对学科史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分析，从20年代末期社会学在我国开始得到较为系统、全面的发展时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早期的论文《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现状》（1936），在我看来就是一篇精到的专题性的学科史分析论文。这类文章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社会学专业学者着眼于当时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对学科史或研究现状展开回顾性的评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史并不构成这些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此时在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布局里面，社会学史尚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研究可以说是作为领域的社会学史研究的前奏或前史阶段。前史阶段的社会学史研究，由于研究者本人在回顾学科史之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专业素养和判断、分析能力，他们的研究尽管不够系统，却往往能够作出独到的见解。以后的社会学史研究者必须重视他们的论断。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前史阶段发展的顶点出现在1948年，此时社会学在中国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值得做一个阶段性的全面总结了。其标志是第一代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此书基本局限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社会学，对于学院外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基本上没有涉及。尽管如此，此书提供的当时社会学界的一些基本事实或数据，以及对中国社会学起源阶段的考证，长期以来仍然广为人们接受。80年代以后我国内地出版的几本社会学史或明或暗地仍在借用这本早期著作的结论。
　80年代以来，社会学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先后出版了几种中国社会学史的通论性著作，其中以韩明谟和杨雅彬两位先生的最有代表性。前几年，韩、杨两位先生分别将早期的著作在资料上和论述范围上都做了不少扩充，重新出版。这两本新书分别是，韩明谟先生的《百年学案·社会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杨雅彬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韩著长于分析，短于资料；杨著长于资料，短于分析。两者都还不能算较为完善的著作。
　在中国社会学史的资料没有得到较为系统整理、专题研究成果相当缺乏的条件下，要写出一本较为令人满意的中国社会学史通论性著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学术界这么热衷于写通论性的著作，不肯花点时间完成一些窄而深的专题研究成果呢？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读到了阎明女士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一书。又是一本通论！我多少有点抵触心理。终于下定决心买一本看看，是由于两件事实打动了我。一是“作者简介”里说本书是在作者1993年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二是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相当丰富。
　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这本书后，我有把握断言，这本书是目前国内最完善的一本中国社会学史，代表了年轻一代在此领域研究的最好成绩。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有以下3个最为突出的优点。
　其一，把学科史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学者个人的生活与学术条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社会文化背景并非泛泛而论，而是与当时社会学发展的内容直接相关。关于社会学者个人的生活与学术条件在以往的社会学史著作里基本被忽略掉了，只留下一个很简略的个人履历。本书则写得翔实、生动，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学者的学术思想。
　其二，全书结构比较合理。全书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轫写起，下限断在5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内地遭到中断为止。大体上按照时间的线索来安排次序，其中又交织有作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的类型划分。在布局上条块结合，纵横交织。作者没有完全按人头划分章节，而是按照当时学科所覆盖的主要问题展开。即便在某些章或节，我们看到作者写的完全是一个学者的贡献，其主要的着眼点仍然放在“主题”上。对中国社会学的主要问题，作者显然经过了一番较为全面的消化、整理功夫。她所选出来的主要问题，如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乡村社区、人口、社会学与社会建设等颇有新颖之处，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看作由作者首次做了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是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构成了本书学术创新的主要内容。
　其三，资料运用非常丰富、广泛。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较大量的运用了当时社会学的期刊和报纸上的“社会研究”或“社会调查”副刊。尤其是后者，由于内容散见于报纸上，在以资料见长的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也基本上是个缺口，而在本书却得到较充分地利用。民国时期的副刊往往由著名学者主持，内容较有学术含量，并非时下萎缩的副刊可以相提并论；较多地运用了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其中国外收藏的英文档案资料尤为珍贵。这些资料绝大多数由作者首次开发利用在社会学史研究著作中。引用资料虽然很丰富，但作者并没有流于堆积资料，而是善于剪裁，注意从资料中适时引出结论。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19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文本迟至2004年才正式出版，其间相隔有11年之久。从参考文献来看，1993年后国内出版的文献为数很不少，说明作者并没有把旧作搁置了11年，而是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来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这也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写得如此扎实、细致的基本原因。
　前面说过，目前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主要弊病是，通论性著作太多，专题研究成果太少。所以，这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断上必然有把握不准乃至不严谨的地方。我曾对潘光旦做过专题研究，在我看来，作者在潘光旦部分的概括就存在一些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我估计除了作者的粗心以外，对潘光旦学术思想的陌生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目前正处在“通论著作期”盛极而衰，“专题研究期”方始萌芽的时期。阎明女士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一方面达到了“通论著作期”的顶点，另一方面，其具有专题研究意味的数章给予正在萌芽期中的“专题研究期”以有力的支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必将扮演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开启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趋势———必须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综合性的著作。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阎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1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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