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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输出自由民主的悖论---《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大出版社

2005-12-29 15:32:48 来源：北大出版社网站2005-12-29

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出现过非常热衷于向海外“推行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单边主义政策”却往往导致对美国自己和对“民主输出国”都不利的结果。

譬如，在第一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满足于传统的胜利果实，即强迫战败国要付战争赔款、重新划定边界，甚至强迫战败方接受某种政治制度。他在战争中就强调，战争后让“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他想象中的国际联盟不仅要该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还要使未来的领土调整都根据自决的原则来实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选择，会引起天下大乱。但威尔逊坚持不让步，他说：“这就是美国人的原则，美国人的政策。我们不会坚持别的。”

然而，如果当时的国际社会真正落实威尔逊的建议，那无论对欧洲列强还是美国都将是一场灾难。德意志人是中欧国家最大的移民族群，在中欧国家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因为他们在社会中占的地位重要，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如果欧洲国家真正实行威尔逊主张的原则，中欧那些德裔移民就会要求这些地区独立出来，加入德意志帝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后是与德国人作战，而如果战后出现上述的局面，美国这一仗可就白打了。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又开始以民主的名义在一些亚洲国家扩张势力，比如强迫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接受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将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同时引入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往往不是繁荣与稳定，而是仇恨、社会混乱甚至种族灭绝式的暴乱。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蔡美儿根据自己在东南亚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为什么这两种原则同时引进发展中国家会导致灾难。她在《烈火中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输出滋生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分析说：“市场将财富、常常是惊人的财富，集中到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手中，同时民主又增长了贫困多数人群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就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种族主义的动力。”

蔡美儿是从菲律宾移民去美国的华人，她在菲律宾及东南亚国家目睹了自由市场与民主同时起作用的后果。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尽管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但他们熟悉市场，在自由市场情况下很快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这当然引起当地人的嫉妒。而由选举产生的政权当然是由当地人掌权，华人往往要向各级掌权的人行贿以保证人身及财产安全。但当政权变更或社会动荡时仍免不了成为牺牲品。

美国在向外推广民主时，往往打着自由选举、民族自决的幌子。然而，它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又违背这些原则。比如，威尔逊倡导用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未来的领土纠纷，自治原则应该成为各国管理自己的原则，欧洲列强不能对其他国家的管理指手划脚。但美国自己就从未遵守这种原则。非但如此，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巴拿马进行了武装干预，似乎美国并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当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在威尔逊的讲演稿中读到“美国人民不应该告诉其他人民他们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就在旁边注上了“海地、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字样。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总结了他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认为只要坚持传播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就能解决包括不发达地区在内的安定与繁荣问题。为此，布什政府不惜运用武力，美国对外推广的民主变成了“用枪杆子推翻一切暴政”，让人民自由选举。布什在谈到伊拉克自由选举时说道：“如果人民有权利用投票的方式在票箱里表示他们的意愿，通过自由及公开的新闻，这就会导致和平。” 这种推理的逻辑简单得让人发笑。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说明，仅靠自由选举是无法让社会稳定、安全与幸福的。且不说希特勒就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就是当今世界有许多自由选举的国家也很难让人认同它们就是民主国家。

其实，民主只是一种政治管理的体制，它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有一些实行民主制。在这些国家中，重大问题都是由有投票权的公民多数决定的。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哲学家卢梭在分析各种政治体制中重新分析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与劣势。他认为，用多数投票的方法决定重大问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只适用于地域不大、人口不太多的国家。因此，他更主张共和制，也就是人民把主权委托给一些代表们，由他们来间接行使主权。

后来，西方国家有的选择了民主代议制的共和制度，有的选择了君主立宪的代议制，代表制度成为现代民主的象征。然而，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西方人士一直对民主可能产生多数人的决策产生权力滥用现象非常担心，于是便设计了各种要保护少数人权力的法律制度，设计了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保护言论自由、保护公共自由等机制。如果民主、即多数人的意志永远的正确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对此设置那么多“防火墙”呢？可见，民主并不是一切，也并不是什么目的，它只是一种人类社会管理的形式，而且不见得是完美无暇的形式。

西欧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也是现代政治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后来这些思想与做法又跨过大西洋到了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特征。因为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搞得早，资本主义发展得早，它们也最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时，本来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对立，但很快美国等西方国家便把这种对峙说成是“民主世界”与“专制世界”的矛盾，西方世界先进的制造工艺与发达的生活水平被说成是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等到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后，这种民主加自由市场必定导致经济繁荣的神话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在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宣传鼓动下，这一神话在其他国家也引起了许多反响。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以为，只要按美国的说法去实行民主，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经济繁荣自然会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

其实，相信神话是人类的一大弱点，也反映出人们的“懒汉思想”。人们总以为，只要找到某种社会发展的“灵丹妙药”，复杂的发展问题就可以一下子解决，人们就可以一下子跨进发达国家行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推广的“民主”才会有市场，才会被善良的人们认为是解决不发达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由宣传造成的“神话”往往经不住实践的考验。冷战以后，美国对外积极推广民主，当年许多人轻信了这些神话，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民主制度虽然从形式上建立了，但这些国家的经济非但没有能快速发展，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下降，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严酷的现实让许多人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过去的选择是不是受骗上当了。西欧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对笔者讲的故事很有意思，它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思想是如何转弯的。这位外交官从中国调到一个“民主化”了的原东方集团国家去工作，他把原来家里的一位中国保姆也带到了去。这位中国保姆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心里很纳闷，便问他：这儿的人不是实行民主了吗？不是脱离专制制度十几年了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还那么穷？他们怎么都不知道努力干活挣钱呢？

还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一旦采用了民主制度，社会上存在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如官员贪污受贿，官商勾结，等等，就会被一扫而光。美国的一些支持国外民主的机构也如此推论，并把许多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都归咎于不民主。现代国家中美国建立民主算得上早的，但在美国发展的历程中充满了腐败的故事。早期，那些发了大财的大亨们用钱就摆平了各级选举的代表，反过来那些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僚”们便要给出钱的大亨们提供公共市场定货等好处。后来，美国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企图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美国控制与监督腐败的机制的确比大部分国家似乎都更完善些。但直到今天，美国从政治舞台上到资本市场上种种丑闻仍层出不穷，腐败仍然是美国也没有摆脱的“噩梦”，所以它说明仅仅有民主并不一定就能有效地控制腐败。人类社会与腐败共处了几千年，绝不是靠搞一次“民主革命”就可以清除腐败的。

布什政府在中东、中亚等地区推行民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会使美国推广民主的计划大打折扣。一是美国及“盟国”在这种输出民主的过程中言行不一，自己的行为往往有悖于民主原则。二是美国不顾一切地把实行自由选举当作实现民主的手段，而这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却无法建立有效的政府。

据说，布什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决定受一位以色列的内阁部长夏兰斯基的影响很大，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大量援引夏氏的新著《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的语句，还将此书送给他的好友赖斯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人一本。布什在就职演说前夕接受美国电视台CNN采访时说：“这本书总结了我的想法，我推荐大家来读一读。”

夏兰斯基曾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移民以色列并积极从政。20世纪90年代，他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的座上客，他在中东问题上的看法对新保守主义者有很大影响。他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两条：用一切手段打击狠狠“恐怖主义”活动，对巴勒斯坦当局实行民主化。他认为，把东欧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是中东应该效仿的榜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主派”在巴以问题上的做法却让人很难认同。比如，他一方面声称渴望巴勒斯坦实现民主，但另一方面又很蔑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财产、福利及巴勒斯坦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是以色列内阁部长，在他2004年所做的决定中，就有项决定允许以色列当局根据行政法令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如果夏兰斯基与布什在中东推行民主的计划都是按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方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东的人民是不会认同的。

另外，美国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们，也就是那些开国之父们似乎一开始就明白，自由选举只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且，从美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自由选举是美国民主最后实现的那一部分。美国建国初期，有权参加投票的人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是那些纳得起税的有钱人，且只是男性人口。直到1920年，美国女性才获得了投票权。美国黑人经过了无数代人的奋斗与抗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争得了参加投票选举的权利。然而，美国的缔造者们一开始就想创建一种能保证个人自由的制度，他们（特别是杰斐逊与麦迪逊）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那里得到了灵感，认为必须创建一种互相牵制的制度，使得权力有所制约。孟德斯鸠出身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贵族之家，他认为只有用英国的分权体制来改造法国的专制制度，君主制才能延续下去。他认为，任何事务都需要有个限制，甚至“美德”也需要限制。为此，他把国家的权力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认为国家应该严格区分这三种权力，设立不同的机构，并使这三种权力之间互相制约，达到权力平衡，以保障自由。杰斐逊说过，凡“把全部管理权都总揽和集中到一个主体手中的，……都毁灭了人的自由和权利”。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在这个问题上，常常要求教和引证的先知是著名的孟德斯鸠。”

美国的缔造者们虽然很早就意识到了有效政府对于管理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后来的美国人在对外推广民主时却很少引证美国这些创始者们的思想。麦迪逊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之一，他在著名的小册《美国自由》中说：“在构建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下一步才是强迫它自我监督。”

美国人虽然认定他们可以用武力去教会别人如何自由选举，教会他们如何自己管理自己，但从实践上看，自由选举需要一定的条件，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都能产生民主政权。美国对家门口的海地进行了无数次干预，想让海地进入民主轨道。但就在这么一个小国家，美国的民主尝试几次都不成功。

中东地区是个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地区，既有民族矛盾，又有宗教矛盾，还有一些领土纠纷。自由选举会进一步激化这些矛盾，该地区随着美国推行民主化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种结果与布什所说的民主导致和平似乎大相径庭。况且，自由选举后的政治结果未必对美国有利。以伊拉克为例，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伊拉克人主张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当美国动用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举行了自由选举后，民意测验却表明，70%的伊拉克人现在支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如果美国在其他国家也推行“民主化”改革，其结果可能使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迅速集合起来，真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圣战”。如果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的结果是使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在各国上台执政，那可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节选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来源：北大出版在线（社科编辑部）2005-12-29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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