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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学”的价值与意义——评北大社《文学理论学导论》

唐文吉

2006-01-04 16:47:45 来源：北大出版在线2006-01-03

“文学理论学”的价值与意义——评《文学理论学导论》

在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出现空前繁荣之后，中国文学理论如何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多声部中唱响自己的声音，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界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有这种“问题意识”是很好的，但关键是要看怎么做，是要看做出了什么。董学文教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既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思的成果，又是令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原创、走向独立言说的可贵努力。

早在董先生给北大的博士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开“文学理论形态学”这门选修课的时候，针对“文学理论学”的构想，就有不少人提出那是“高处不胜寒”的学问——文学理论相对于文学，已经很抽象、很稀薄，“文学理论学”既然是“文学理论的理论”，那就更加抽象、更加稀薄了。董先生对这种看法沉稳地不置可否。然而，从现在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这本书来看，当初持此观点的人的担忧是多余的。“文学理论学”虽然是“文学理论的理论”，是以文学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学科，但最终它的理论旨归还是在于文学理论本身。它对于文学理论的介入，目的是为了给文学理论的演变找出规律，给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根本方法，给认识文学理论开辟一条新路。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繁富，应该说得益于积极吸收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大量文学理论都是在某个其他学科的视角上生成的，我们可以把这称作“单纯他者视角”。通过这些视角，人们一方面用其他学科的专业眼光对文学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也对文学进行了纯粹形而上的理论判断。因此，这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理论的繁富。

然而，单纯的他者视角就像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之中，人们只能清晰地看到“文学”这个立体有机物的一个方面，势必造成人们常说的“片面的深刻性”或“深刻的片面性”。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原先片面深刻的文学理论谁也不能稳坐高台，人们开始寻求这些单纯视角的“综合”，动用尽可能多领域的知识，通过尽可能多的视角来审视文学，再通过对理论的建构，向其他学科辐射，这就造成了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大文化研究”景观。以“性别”研究为例，它杂糅了此前几乎所有文学和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在对“性政治”的分析中，用到的是社会学、政治学、权力理论；在分析女性写作时，用到的是心理学、精神分析、无意识理论甚至是生理学；涉及女性阅读，它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倘若涉及到文本，又必然借助于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等。

此时的文学理论已不再是一面镜子了，而是很多面镜子的组合，可谓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我们可以将这称作“多重他者综合视角”。这种综合视角的意义，正如《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言：“它企图打破学术研究过于执着于个人话语的局限，走向公共话语的通融，希望通过引进文化研究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场域，扩展文学理论的功能，有效实现文学理论研究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介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理论学者甚至所有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参与与介入问题，充分发挥文学理论的‘巨大的无用之用’。”况且，“‘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有可能让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效果越远。”这样一来，所谓“大文化研究”实际上就颠覆了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此外，它甚至更改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置换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不再集中关注文学。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学科交叉与杂糅，使 “观念先行”的不良学风颇容易流行。可以说，从“单纯的他者视角”和“多重他者综合视角”生成的文学理论，其缺陷已经暴露无遗。

《导论》所建构的 “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作为探讨文学理论的一个新视角，一方面，它依然具有综合性，依然可以与其他学科对话；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始终对准文学理论，可以说与文学的关系是更为贴近了。我们看到，呈现在“文学理论学”视野中的文学理论，不再是一个他者镜像，而是一个自身的反思，是更高意义上的理论自觉。

从当今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看，从“文学理论学”的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充实和研究是十分必要、十分有意义的。别的不说，只要我们不被在当今浮躁、混乱的文学理论界所迷惑或陶醉，只要我们对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范和界限略有认识，就会意识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和中西文论史的研究已分道扬镳。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和写作，即使在同一个人笔下或同一本书中，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只是流于对理论家思想的介绍。虽然有些“介绍”是有“新意”的，但这种“新意”也只是在原有的理论上做一些阐释和发挥，很少有建设性的意义。有的文学理论史只是抓住理论家进行无休止的攀援和引申，连最基本的文学理论学科规范都不顾及，结果往往是脱离文学理论而言他。这造成的正是“文学理论史”在体例上的混杂和松散，很不符合“史”的严格要求。有的文学理论史，往往将西方文论或中国古代文论，放进常见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家论、批评论框架下加以整合，这样做，虽然能够体现表面的整一性，从中能见出“史”的某些线索，但它不能完整地显示出文学理论思想的有机联系。这样的“史”，是以先入为主的“论”为框架的，因此很难造成和促进“史论相生”。更何况，它遵循的模式也不是文学理论的唯一模式。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理论学导论》提出重新改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西方文学理论史”的主张，试图将“文学理论”从大量的所谓“文论”中析取出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史”，并准确、清晰地描述和展示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理论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同时，“文学理论学”还为文学理论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元话语”，它将结束目前文学基本原理研究和文学理论史研究“两张皮”的现象。

恩格斯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个新见解，都包括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导论》作为文学理论的“元科学”，确实建立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其比较重要的概念有：“文学理论性”、“理论引力”、“学科间性”、“理论家共同体”、“亚理论”、“话语方式”、“理论范式”等。这些概念的提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完全根据掌握文学理论这一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提出来。它们不是作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随意的故弄玄虚，每个概念都有其背景，在当代学术谱系上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同时，每个概念又都不拘泥于以往哲学、美学或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这一点，再加上该书新锐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体系，确乎代表着一种厚重的、稳健的原创性。

“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开辟，给文学理论带来一种令人欣慰的“开始感”。沿着这样一条路，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崭新的广阔空间。《文学理论学导论》作为这个学科的开山之作，虽然仍可说还处在研究的“未完成时”，但其“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大体开通，航向基本指明”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通讯处：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源：北大出版在线2006-01-03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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