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精神的形象表达。

 《思源湖》一书精选了7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上海交通大学是怎样创立、怎样走出来的；这里培养了许多著名人物，这些人物是怎样学习的，毕业以后又是怎样为中国的富强奋斗不息的。从这些故事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也可以领悟人才成长的真谛。

 “饮水思源”不仅是一种精神理念，而且是交大人毕生为之奋斗的多彩人生的写照。本书选编的几十位交大人的回忆文章和访谈录，叙述所及多是上世纪曾在交大学习、工作过的前辈，其中既有知名度极高的大人物，也有成就很大但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他们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

 回顾与展望
 ■钱学森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部（理工科）毕业后，于1929年夏考入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记得当录取名单在上海《申报》公布时，我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第一名是钱钟韩，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名誉校长；第二名是俞调梅，现在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不过他们二位后来都转入他系，只有我留在机械工程系，于1934年毕业于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门。四年级大半年的专业设计课是在图板上画蒸汽机车。专业基础课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我对陈先生是尊敬的，有幸于1955年10月归国后到母校参观，又是陈先生作为上海交大的领导接见了我。我1980年春在上海还去拜访了陈石英先生。还有许多老师如电机工程的钟兆琳先生对我的教育，我也是十分感谢的，师恩永志于心！只是毕业后未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我在上海交大读了5年，因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快终了的时候我害了伤寒，康复时间长，只得休学一年。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于是再回到学校读二年级时，对每星期一上午的“纪念周”就想逃，不愿恭听黎照寰校长的讲话。正好这时同级的林津（也是北师大附中的）来动员加入学校的铜管乐队，说在“纪念周”开始时乐队伴奏后就可以退席。我欣然从命，学吹中音喇叭。

 1934年夏我报考清华公费留美，改行了，要学航空工程。录取后，在国内杭州笕桥及南昌的飞机工厂见习了几个月，算是入门。1935年秋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这才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MIT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近来我们国内对教育事业议论颇为热烈，都说问题不少，大家有危机感。所以不能不令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34级校友毕业已55年了，中国的工科教育在这期间是不是退步了？这可是个重大的问题，是国家大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

 其实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不进则退。193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教育安排是20世纪初的模式，对培养一种成型的工程技术的工程师是有效的，但对迅速发展进步的工程技术，如航空工程就显得不适应。当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就带头改革，大大加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分量，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技术的新发展。这一措施和改革，到1950年代已是美国工科院校所普遍采用的了。这是工科教育在半个世纪中的大变革。

 要考虑21世纪会需要什么样的工科教育；但我想今天已是20世纪后期，我们正面临世纪之交，所以要考虑21世纪会需要什么样的工科教育；保持1950年代的模式不行，保持1980年代的模式也不行。我想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电子计算机对工程技术工作的影响：今后对一个问题求解可以全部让电子计算机去干，不需要人去一点一滴的算。而直到今天，工科理科大学一二年级的数学课是构筑在人自己去算这一要求上的。从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无不如此。将来全部可以用电子计算机了，这套课程就失去意义。所以理工科的数学课必须改革，数学课不是为了学生学会自己去求解，而是为了学生学会让电子计算机去求解，学会理解电子计算机给出的答案，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工科教学改革的部分内容。


 盛宣怀的爱国
 ■范祖德

 交大创建于1896年。此前两年即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成为中国的耻辱。1895年，盛宣怀怀着“兴学强国”的目的，报请清政府批准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次年，又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盛氏先有奏折题为《条陈自强大计折》，陈述“育才之要”说“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这位晚清洋务派要员曾说，“本大臣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辛”，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盛宣怀在1896年的《请设学堂片》中总结了日本的强国之道，指出：“日本维新未久，观其来者亦往往接武西士。”“日本明治初元，鹿儿岛马关战屡失利，诸藩皆择遣藩士翘楚，厚其资装，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率出于此。”

 盛宣怀这种办西学、育人才，把西方技术学过来的举措，即使就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能不能称之为爱国行为？交通大学就是在盛宣怀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如铁路、航运、电报、钢铁、开矿等的鼎盛时期，报请清政府批准创立的。创办者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商务法律学过来以“强国”，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对清末洋务派办西学（现代学校）应如何评价？

 以推翻腐败的清政权揭竿而起的农民运动和由秘密结社发展起来的革命党人，他们的行为一直为人们称颂。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武将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奋勇抵抗，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的英雄们、将士们；一些文官（数量不多）则办学育才，引进西学，输入科学技术和国际商务法律，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也应该说都是爱国行为。对清廷将士们如抵御外敌，保国护民，作为爱国行为来评价，历来基本上没有分歧。可是在一些史书中，对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官员以保清廷大统为职志，把外国先进技术学过来，旨在强国，评价就不一样了。持否定之说者认为，洋务派的改良主义是为了维护清廷统治，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就不可称之为爱国；清政府是要推翻的，办教育，引进西学，为了维护清政府，就不是爱国行为；更为极端者把洋务派人物一律称之谓“洋奴”、“买办”，甚至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

 清廷是当时中国的政府，其文武官员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武的练兵习武，购买外国制造的舰船枪炮，抵御侵略，文的引进西学，派出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师，育才强国，从思想上讲都是爱国思想，从行动上讲都是爱国行动。但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对洋务派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呢？我的看法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与“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意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关。近百年来，常常一谈到与洋人往来接触，向洋人学习，总是放不下架子，而扣起帽子来动辄“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至“文化大革命”时更是到了荒唐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改革开放。即使这样，对外开放上还是阻力不断，特区的姓“资”姓“社”之争大兴，海南岛洋浦的开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们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盛宣怀引进西学，发展近代产业受到的压力有多大。清末的武将与外国的交往是“对阵”，输了由文官去收拾；有的文官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也有文官如盛宣怀等，主张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以求自强，后人也往往把他们与清政府的昏庸高官以及签订丧权辱国的文官混在一起，难以承认这些人的先进思想与爱国行为。

 1896年，清政府批准创办交大，作为历史这是一个正面的爱国决策，是打破闭关自守、引进科学技术的创举。有论者把交通大学的成立和起始的十年定位在“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同盟的洋务运动产物，为洋务运动的兴衰作了陪葬”，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交大既没有衰落，也没有陪葬，而是发展了，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学之一。晚清政府可能办错了一百件事，一万件事，但是批准办交大乃是一件做对了的好事。创办人和当时的教职员及投考的学生，从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他们中绝大多数为了振兴中华而办学，而教学，而求学，那时从交大出来的学生的大多数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脚踏实地地工作、奋斗。因此要讲交通大学爱国传统的渊源，实事求是，应该从建校时算起，这是交大的骄傲，交大的光荣！

 教育家彭康校长
 ■朱隆泉

 从留学日本到满腔热情投身于中国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彭康走的是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相同的道路———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最后成为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彭康从1929年起，直到1968年3月28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去世，从事教育工作40年。在此期间，他在“左联”和“社联”做过普罗文学的宣传和撰稿工作，领导过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党的建设工作。

 1952年彭康到交大任职后，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强调要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总结和继承交大的办学经验，来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他经常召集老教授们讨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听取他们的办学意见，组织人力调查学生的质量，以作为教学改革的依据；尤其对新生质量、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师资培养等方面，他更是注意吸取老交大有用的经验。1960年，在他领导下，由张鸿副校长牵头的一次教学总结中，将老交大传统概括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在全国高校中影响深广。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继承精华，去除糟粕，注入新内容”。那以后的近40年来，这条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现在交大形成的传统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可见，彭康吸收了交大的教育经验，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又为老交大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文革”以前的17年，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在此期间“左”的影响确实比较多，如学校政治运动不断，生产劳动太多，“左”的思想和做法对教育规律和教学秩序冲击太大。当“培养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的方针成为潮流时，高校出现了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只强调培养普通劳动者。他不赞成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认为这只能理解为培养学生不要脱离劳动，不能高居普通劳动者之上，而不能作为高校的培养目标。他主张培养学生“又红又专”，但当出现片面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又红又专”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倾向时，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红专”口号，认为“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我们不能要求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工科大学是学科学的，要培养科学家，培养无线电、原子能专家”。

 他十分注意师资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关心爱护教师。他说，“教师是教的，学生是学的，教师是主导的，有好的教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他希望教师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彭康很早就提出了教学改革的问题。他建议教务部门研究试行两种改革：一是同一门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挂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上课；二是创造一种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学生在学习中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团结全校青年，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发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当时，教务部门顾虑较多，不敢接受他的第一种设想，只在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方面开展了试点，受到师生欢迎。

 交大求学杂记
 ■傅景常

 入学考试

 1935年秋我报名投考交通大学，第一场考化学，限3小时交卷。题目之多，连数都数不清。每一大题下有很多小题，而小题并不小，内容非常复杂。奋笔疾书，只有写的时间，没有想的时间，更没有稍停休息的时间。考场悬有数尺见方的白纸一叠，上写时间几点几分。每过半小时，撕去一张，以通报时间。共撕去6张，表示时间已到。

 考场肃静无声，只听到钢笔沙沙地响。偌大的考场，坐了黑压压的满场考生，此时如有银针坠地，或许也可听到声音。一出考场，莫不唉声叹气：“完了！完了！”立刻收卷，不准稍延。试卷当然是密封的，不写姓名，只写座号。下一场是物理，又是3小时（以后每场都是3小时）。物理的计算题很复杂，题目就占了半张考卷。化学要滚瓜烂熟才能写完，至于写错写对，就无暇校对了。物理则背熟也没有用，大都是转弯抹角的计算难题，熟读课本是毫无用处的。次日又考数学、英语，第三日又考国文，也觉不易。例如国文题有：“《文心雕龙》首章为何？试述其内容。”“我国古代《考工记》的要旨是什么？”等等。3天考下来，筋疲力竭。

 我的老师

 我侥幸考上了交大，但这只能说是过了第一关。“过五关，斩六将”，以后关还多着呢!入学后觉得功课不轻，多数老师授课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小时要讲很多内容。很多课程每学期有定期考试两次，一般都在晚上考，一考就是3小时，以避免占用白天上课时间。尤其是考物理，同学们喻为“上屠宰场”，言其难得要命。特别是计算题，故意出难题，犹如入八卦阵、迷魂阵里很难走出来。在一年级学力学和热学时，我的物理老师是交大科学院院长裘维裕先生，童颜鹤发，带着金丝边眼镜，目光四射，炯炯有神。上课时，黑板后面的两扇大门忽然开启，他即从中出来，到讲台上站着。同时助教王先生即来散发裘先生编的英文讲义。然后裘先生立即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课，全用英语讲授，非常流利清楚。那种清瘦潇洒的学者风度，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但是他的定期考试之难，至今想起也心有余悸。一直要等到以后发下批过的考卷，才能如释重负。

 在二年级时，是赵富鑫先生教声学、光学、磁学和电学。他对物理，也是滚瓜烂熟，无书无稿，只发讲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一边笔走龙蛇地写黑板，刚写满两块黑板，即闻下课铃响，每次上课差不多都是如此，掌握授课的时间，竟如此准确。他的定期考试，其难度与裘先生的如出一辙。

 杜光祖先生教我们应用力学。他的声音非常轻，点名时一不留神，就不及报“到”。讲课时声音也低得刚能听见。但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言语不多，意义很深。课堂中鸦雀无声。他在黑板上徒手绘图，圆者如用圆规画出，方者如用直尺画出。几个简图，便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

 南洋公学早期历史
 [美] 福开森

 何梅生先生于1896年访问天津期间，参观了北洋大学，该校董事为伍廷芳先生，校长为丁家立博士。何先生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这些学生是几年前由丁家立博士在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从投考北洋大学的考生中，经过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考试后录取的。何先生还发现，不管这些学生对其他学科掌握得多好，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且对中国文学毫不熟悉。在他看来，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何先生返回上海后，就同盛宣怀先生讨论了这件事，盛先生当时是电报局的董事长，也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盛先生本人是个优秀的中国学者，他完全同意何先生的建议，即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院，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中文考试合格的学生。何先生所建议开办的学校，其总的目的与北洋大学相同，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要求学生熟悉汉语。何先生认为，北洋大学是为商人的子女接受商务教育而设立的学院，其目的在于使学生经营企业时更为有效。何先生对新学院的理想是，这所学院应当培养文人的子女懂现代学科，而学生接着也就能够用规范的中国文学语言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因此，现代学科就会成为中国文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北洋大学所进行的现代学科的教育只像装附在中国文化表面的一层饰品，而若将这种教育传授给能够用规范的语言表达新思想的人们，则现代学科将很容易变成更为广泛的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

 盛先生深为何先生的计划所感动，并同意从轮船招商局每年拨款5万两银子，从电报局每年拨款5万美元来资助这所新学院。他们之所以把这个学院命名为南洋学院，意思是叫人们注意这个新学府的所在地同北洋大学之间的差别。起初打算把这个学校用英语称为南洋大学，但是我担任校长以后，建议用“学院”这个词来取代“大学”这个比较矫饰的词。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