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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国学读本》序

2006-11-30 09:44:35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29

作为汉字古典词，“国学”本指古代由国家设立的学校，与地方设立的“乡校”对应。时至近世，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为着与“西学”相区分，在汉字文化圈便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国学”一名出现。首先这样做的，是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人，自18世纪起，日本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汉学（从中国传入）、兰学（从欧美传入，19世纪扩称洋学）、国学（日本固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动于上海等地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国学”一名，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1905年创刊上海的《国粹学报》，公示宗旨“发明国学，保存国粹”，这里的“国学”意为“国粹之学”。该刊发表章太炎、刘师培、陈去病等人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方面文章，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自此，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意义上使用“国学”一词。

20世纪初年流亡日本的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分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具体展现作为“国粹之学”的国学的基本内容。章太炎在一封书信中讲到提倡国学的原由：“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答铁铮》）认为民族精神的勃兴，就象种庄稼，需要灌溉，而“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的国学，便是灌溉之源泉。章太炎两度倡言国故之学：一次在清末反满革命之际，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之际，都是试图以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地理）、国伦（伦理道德）等国学内容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本位精神。

如果说，章太炎等“有学问的革命家”倡导国学，是着眼于调动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那么，20世纪20年代开始“整理国故”的胡适，则更多的是从学术上树立与“西学”彼此对应、相互启发的“国学”。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给“国学”下定义：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胡适反对将“国学”与域外学术对立起来、孤立开来，而力倡与域外学术作“比较的研究”，主张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是一种着眼于学院式研究的国学观，同时也是一种对西学开放的国学观。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其内涵大约包容章太炎、胡适倡导的那两层含义，是一个在学术界、教育界使用渐广的概念：

某人研习中国传统学术有成，便被称为“国学家”；博学精研，成就斐然者则尊之“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熊十力等人荣膺这一称号。

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我所服务的武汉大学更开办“国学试验班”，已历十余载。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这些作法都是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

以上所言之“国学”，大体是在胡适的“国故学”意义上，把“国学”作为与“西学”相对应的一门学术加以研究，在考察的对象、范围上，与欧、美、日的“汉学”、“中国学”有近似之处，在研究方法上也彼此互动，不过“国学”是中国人对所研讨的本国学术的称呼，“汉学”、“中国学”则是外国人对所研讨的中国学术的称呼。

我们所理解的“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为中华民族所特有而完整的知识、文化、学术体系。它主要包括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从知识学的角度，从知识层面上对传统经典文献进行梳理、解读，提供国文、国史知识。二是从思想文化的价值层上发掘传统经典文献中富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成分，提供人伦借鉴。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依存的，是互动共济的。我们只有在学习和认识国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和阐发；反之，只有进行现代阐发，国学方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沟通历史与现实、科学与人文，达成创造性转换，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提供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谓之“新国学”。

近年来，有一些学人和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之旗，提倡少年诵读古典、学者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其旨趣，显然不限于本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而着意于以“国学”包含的“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实施教化。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与胡适式的书斋国学颇相差异，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章太炎式的国学运作模式的复归，即试图以国学的内涵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我们抱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之所以“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深博大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丰富的可资教化国人的精神资源，诸如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民本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好学、善学的重学传统，诸如此类的元典精义，经过现代诠释，可以成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社会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这一国学大众化的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互济、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生面。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第一，昌明国学，绝不可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转换、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第二，昌明国学，绝不可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绝不可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上，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论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

基于“国学”具有可资教化今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丰富内涵，又从谨慎对待“国学”教化功能的认识出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我们武汉地区几所大学和社科研究单位的学人编写了这套《新国学读本》，分小学卷（湖北大学教师承担）、初中卷（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承担）、高中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教师承担），供中小学生阅读。选条均取古典原文，以现国故的本真面目。为便阅览、理解，我们作了今译、注释和评点，但对于中小学生而言，独立阅读仍有困难，需要家长、教师指导。在一定意义上，这套《新国学读本》可以作为两代人共阅的基本国学文本。

这套《新国学读本》之所以命名为“新国学”，除了前面我们所理解的国学的“新”内涵外，还主要“新”在以下方面：

一、与时下大量出版的对单本国学名著进行通注、通译的编纂方式不同，《读本》以传授德性知识与智性知识为主线，从数百种文献典籍中撷取国粹，按照主题词组织选文。如德性知识的仁爱篇、诚信篇、勤俭篇、交友篇、立志篇、坚毅篇、爱国篇等，智性知识的重教重学篇、好学乐学篇、学习方法篇、勤学故事篇、国史概要篇、文字训诂篇、天文地理篇、时令节气篇、科技发明篇、书法绘画篇、建筑雕塑篇、诗词名篇、古文撷英等。这种做法，既可以给中小学生展示国学知识的概貌，又可以使他们掌握一些国学知识的基本要点，比系统阅读大量的国学原著，既省时，又省力，比较适合中小学生在完成正常学习任务的同时，接受国学教育的需要。

二、《读本》的编写注意了采编内容的故事性、生动性和趣味性，而不是生硬地向孩子们灌输文献知识。例如，单从故事选文来讲，书中就细分了神话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历史故事等若干类，使孩子们能从娓娓动听、引人思考的译文和点评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一些基本的国学常识。

三、《读本》的编写注意了知识传授的循序渐进性。无论是选文的长短，难易程度，都基本遵循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的原则，如小学卷的选文，一般在数十字到百字左右，而初中、高中的选文，则逐渐加长至数百字乃至上千字。考虑幼童接受古文的不易，我们对小学卷一、二、三年级的选文，加上了汉语拼音，又选取了浅显易懂的童蒙读物中的不少名段。对所选古文，也尽量详加注释，译文明白流畅，点评简明精炼。对初中、高中的选文，则注意了逐步加强在理论性、艺术性方面的讲解与分析。

四、为了使青少年了解和掌握国学常识，在每册都附加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卡片，以集中解决在学习国学典籍时必须要弄明白的一些知识要点和难点。

“国学”内容浩博，作精要把握十分不易，使其通俗化，以便于中小学生接受，更显困难。我们勉力编纂的《新国学读本》，存在诸多不足，敬读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冯天瑜 2006年11月24日作于武昌珞珈山麓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29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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