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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文学世界的历史图景---《丽娃河畔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唐小兵

2007-01-10 16:22:40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

1934年7月31日，吴稚晖在写给曹聚仁的一封讨论大众语与文言文的信中，有这样一句口号：“文学不死，大祸不止。”其大意为文学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实际功效，不如提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70多年过去了，在完全不一样的语境里，我们却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例如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文学评论根本是瞎扯与废话等。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与“读图时代”并存的社会里，文学的位置尤其是文学评论的位置在哪里？《丽娃河畔论文学》或许可以一个细小的切片，重绘文学世界的历史图景，在这个重绘的过程中，文学本身应有的尊严与价值或许能够召唤读者重新回到一个纯粹而精致的文学世界，在这个“疯狂运转的时代车轮”的碾压下，挤出一道缓慢而悠闲的时光隧道，用来打发无所用心（功利心？）却心旷神怡的闲暇。

《丽娃河畔论文学》是一本学术演讲集，大体上展示了海内外治中国现当代文学殊有口碑的学者的风采与水准，提供了诸多文学研究新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例如，作为散文家的鲁迅与张爱玲就是一个新颖的视角。钱理群在《散文家鲁迅》中对鲁迅的散文作品作了细腻的解读，重构了作为“投枪与匕首”的杂文和“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之外的散文世界，“他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展现其个人存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而刘绍铭在《张爱玲的散文》演讲中更是对其散文推崇备至，频频引用张的一些兀自燃烧的警句来映衬其散文创作的才华横溢，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他这样为张的散文“盖棺定论”：“张爱玲的散文，虽然不及‘传奇’小说那么风魅一时，但正如余凌所说，《流言》所收那种近乎何其芳《画梦录》‘独语’体的散文，已在文字和内容上‘奏出了四十年代中国散文的一阕华美的乐章。’如果她‘黄金时代’的写作生命不是区区两三年，如果散文的产量像小说那么丰富，那么张爱玲作为散文家的地位，应可跻身于周作人、梁实秋和林语堂之间。”

演讲集中所收录的两位日本学者的讲演稿是非常精彩的。面对中国学界关于鲁迅的论争以及鲁迅在日本的被冷落，日本东京大学尾崎文昭在演讲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21世纪里鲁迅是否还值得继续读？他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让很多“鲁迷”无法接受：“读鲁迅是危险的，读的人很有可能接受鲁迅的毒，如果自己没有接受和适当处理的能力，那就给其精神深部留下伤痕。因为鲁迅充分地正视以及暴露了埋在人精神深奥的不应该触动的恶毒秘密。…（1）阅读鲁迅已经失掉了大历史背景，已经没有了读鲁迅的客观条件，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也做不到；（2）让不成熟的青年人阅读鲁迅，对本人不利，对别人也不利，还是不推荐读鲁迅比较安全些。”当然，不推荐并不意味着否定鲁迅的价值，尾崎文昭提出了一个很别致的精英意识浓郁的解决方法，他认为“对个别的思想相当成熟的人来说，鲁迅就是能够依靠并总能从他那里吸取营养和力气的存在。我不主张社会上推广，但还要保留给少数的能够深刻地独立思考的人。”而千野拓政对于以鲁迅为标志的“现代文学”的“语言转向”的细致分析，真可让当今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者汗颜。他通过对《狂人日记》的“序”、“日记”和“语言表现”等的爬梳，展现了现代文学在中国诞生的“瞬间”所标示的断裂，即从传统社会里“说话场”到现代阅读模式下的“真实感”，并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如何刺透读者与故事之间象征疏离感的“心理距离”的：“这意味着，‘狂人’的精神世界与其说是他一个人的特殊世界，不如说是在正常人的心里存在的另一个世界。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作品末尾‘狂人’的独白‘救救孩子’，可能使读者感到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这不是别人的事而是自己内心的事。”

“上海”也是这本学术演讲集的一个扎眼的“关键词”。文学评论与哲学、历史研究最大的差别或许在于：它对于研究者的“感觉能力”有极其强烈的要求，即通过文本阅读、史料勾沉与心理想象，重绘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世界的“形象直觉能力”。就此而言，作为近代以来都市文化象征的上海无疑构成了对文学研究者感官能力的“检验标尺”。李欧梵自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别具一格的典范，他在演讲中主要是从晚清的阅读史的角度，试图重构报纸、杂志所刊登的文学作品与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之间的关联。王宏志则主要通过对林纾的翻译，来观察晚清的文学生产与域外文学的互动关系，他批评道：“即使他们愿意翻译西洋文学，从而输入新思想，但他们所抱的，始终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对于真正了解外国文学，是会造成很大的障碍的。”张英进在《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中对于李欧梵尖锐批评其用 “漫游者”讨论上海的“恰当性”，有着长篇而认真的回应，他认为李对其研究有着严重的误读，并且呈现出一种对于“漫游者”“令人费解”的双重标准与态度，并直接地批评李欧梵对上海的研究弥漫着对于“上海摩登”的“浓郁的怀旧情绪”。他在演讲中建议道：“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一律将‘西方’视为纯真可信的场所（比如巴黎为漫游者产生的、因此是其唯一的‘真实’场所），而应该充分认识到，作为场所与概念，‘西方’从来就不是统一完整、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像李欧梵那样用波德莱尔‘原创的’漫游者形象来评判能不能有‘派生的’上海漫游者，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学术方法。”

张旭东关于“上海的意象与神话”的演讲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视角是提出除了1949年以前的“上海摩登”，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之外，在我们的“上海热”学术话语中间，这两个时间拐点之间的上海却是失语和空洞的漫长存在。自然，他演讲中最精彩还是在于对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意象的细腻描摹和理论分析。比如这样一个段落：“上海资产阶级在时间流逝中沉默的、幽灵般的浮动肯定是王安忆1990年代作品中众多值得记忆的形象之一。她对这个阶层既真诚又反讽的挽歌，也同样可以在那个阶层的存在与消亡中得到很好的理解。上海布尔乔亚死得似是而非，因为它是在其复活和胜利中（即我们这个大众消费时代）最终消亡的。实际上，依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物，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或形象，而是在具体的事物中，由于其被中产阶级的都市人作为城市的幽灵和守护天使进行复制和消费而非地域化了——被延宕、繁衍、仪式化、普遍化和神圣化了。这就是上海资本家享其天年的具体事物：通过变成‘没有器官的身体’，城市日常生活变成了传说，变成生产神话的机器。”

自然，文学研究与知识分子心态史、思想史的关系似乎变得日益密切。赵园的演讲《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是一如既往的独特与深邃，她不注重理论，而重视在对史料的梳理中“深度描写”（格尔茨创造的术语）出一个明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政治实践、政治姿态，其重视心态、言论的体察入微的治学思路在其刚出版的《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蔚为大观。而汪晖在关于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疏解性讲演中，则就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等关键词，抽茧剥丝一样交代了其治思想史的心路历程与方法、预设、理论等，其以复杂性的态度去既同情又批判性地理解历史的立场发人深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可能脱离对‘现代中国的身份、位置’不断质疑、不断追求和认同的过程。‘认同’是一个多面的、不断经历变化的过程，无论对于个人、群体还是一个社会，都是如此。”

《丽娃河畔论文学》远远不是一篇短短的书评所可以介绍的，比如夏晓虹对于秋瑾在晚清的报刊与读者中形象的重构、南帆对于文学理论与民族性、现代性关系的深刻反思、黄子平对于“故乡的食物”在现代文人群体中的“味觉记忆”与“经典描述”，陈平原对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的历史研究，王安忆对小说的当下处境的切身思索，都是极有裨益于关切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读者的。正如编者在该书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丽娃河畔论文学》并不是一本‘怀旧’之书。苏珊·桑塔格在30年后重新回首‘她的60年代’，她发现：‘怀旧情绪和乌托邦情结是现代情感的两个极端。被贴上‘60年代’标签的那个时期最有趣的特征是它几乎没有怀旧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乌托邦的时刻。’同样，中国的1980年代也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时刻。收入本书的绝大多数演讲者都深具80年代气质，他们对文学的言说自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几乎没有怀旧情绪，而是希望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文学的‘乌托邦’。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2007-1-8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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